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振青，浙江东阳人，革命烈士，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他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在舆论界他享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盛誉。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杀害。1949年4月*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1、人物概述
邵飘萍
邵飘萍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为振青，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四日（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3岁考中秀才，16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的罪恶阴谋，以后又在两年里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生涯。后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罗章龙等。1920年后，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在《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序言中，提出：“欲改造现实之社会，宜先明现实社会中事物之真象”等进步主张。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杀害。1949年4月*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邵飘萍被人称为“新闻全才”。北京大官本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如他夜探总理府，虚访美使馆，独家新闻总是被他抢到。邵飘萍风流倜傥，慷慨豪爽，善于言辞，广泛交游，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靠得拢，谈得来。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馆宴请宾客，以期从客人的谈话中捕捉信息。
2、生平大事
1886年
1886年10月11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南市街道紫溪村。
1902年
中秀才
1906年
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师范科，学制三年。三年里，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鳞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5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子写过一封信。
1909年
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
1911年
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杭辛斋（1869—1924），浙江海宁人，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险被杀头。1905年参加同盟会，赴京办《白话报》，因触犯权贵被禁。在报界很有影响）。他知道邵飘萍经常写些地方通讯，两人一见如故，当即聘邵为主笔，共筹《汉民日报》。11月18日，即杭州光复后的第11天，《汉民日报》就出版了，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年的终身报业生涯。
1912年
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这时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中即指出：
1913年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4年
袁世凯下令封闭《汉民日报》，邵被捕，后经营救出狱，流亡日本，入法政学校读书，并组织东京通讯社。
1915年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
1916年
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篇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1918年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我们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1919年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
1920年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1924年
在北平政法大学讲授新闻采访以及报纸经营问题。
1926年
1926年4月，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予以逮捕。
《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3、人物个性
激进的思想
邵飘萍
邵飘萍的思想愈来愈激进，而*对付的手段则愈来愈强硬。1926年3月18日，为*帝国列强的外交压力，*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40余个团体和北大、清华等80余所大中小学校包括邵飘萍创办的务本女子大学的学生共数万人在*前举行示威大会，队伍游行至国务院门前，遭到*军警枪杀，共死46人，重伤155人，轻伤不计其数，时称“三·一八*”。对学生和群众的*，暴露了*与人民为敌的专制本质，自行剥夺了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京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次*，并持续报道了将近一个多月。邵飘萍本人则急赴各地采记，还写下大批揭露、驳斥、*和警告*的文字，其中写道：“世界各国不论如何专制暴虐之君王，从未闻有对于徒手民众之请愿外交而开枪死伤数十百人者。若必强指为暴徒乱党，则死伤之数十百人明明皆有姓名学历以考查，*不能以一手掩众目也。……此项账目，必有清算之一日”。他撰文宣告*“罪实无可逃”，并严正提出组织“特别法庭”，指名缉拿“执政总理”为首的“*凶犯”，公开审理“如此故意犯罪凶杀多人之案”，使犯罪者伏法。
异议的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者看来，永远是捣乱分子。“三·一八*”后，邵飘萍即遭通缉，接着被捕，4月26日凌晨处以死刑。死前，北京、上海、汉口等十三家报纸代表曾极力设法营救，然而无效。*总是有力量的，极其轻易地便拔掉了眼中的这枚钉子。
*的灵魂
邵飘萍以最后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国新闻*的漫漫长路，也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鲜明的路标。生前，他对中国的办报环境是有充分认识的，曾经说，“欧美各国*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惟中国报纸“一旦遇与*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政客莫不皆然”；对于新闻，“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他提出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但又深知，要使新闻*获得保障，必须同时使社会获得*。然而，*并非恩赐得来，他认为，它的实现过程，是“言论界与*当局恶战苦斗之历史，”所以他一生坚持把争取新闻*同政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他也有过于乐观、轻信的时候，评传没有为贤者讳，其中也写到鲁迅对他的批评等等，最难得的是，他以“新闻界战斗的壮士”自诩，“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屡仆屡起，直至死而后已。
评传详尽地叙说了作为报人——也可以看做是传媒的——不*的境遇，从而愈加凸显一个*的灵魂。我们说邵飘萍为“*报人”，“*”所指，首先不是具体的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环境条件而被利用的几率，而是主观的*，是道德理想，是选择和支配了一切行动的始终一贯的精神。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精神把邵飘萍送上了祭坛。无论对于时代，还是对于个人，这都是莫大的不幸。今天做纪念，即使时过境迁，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关者”，而视之为残酷的事。
4、成就贡献
邵飘萍从小接受了“子曰诗云”的中国传统教育，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气，13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随后来到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就读，接受了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由于晚清动荡的局势，使邵飘萍热衷于了解时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种报纸。其中，梁启超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邵飘萍和他的同学们。从小接受八股文写作的邵飘萍对梁启超恣意奔放的文体以及点评时事的勇气敬佩不已，还刻意模仿梁启超的文体进行写作。当时报纸上经常讨论救国之道，热血的知识分子各抒己见，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邵飘萍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于是，“新闻救国”也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邵飘萍的一生既做过记者，又做过新闻讲师，还自己办过报，自己办过通讯社，在每个岗位上都有着突出的成就。
记者
邵飘萍从1912年去《汉民日报》供职，到1926年4月26日被执行枪决，从事记者工作共15年。
初到《汉民日报》不久，邵飘萍就开始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了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邵飘萍，但是邵飘萍却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大无畏精神，仗义执言，写下了“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这样的言论以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有预见性地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邵飘萍自己回忆起这段经历是这么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邵飘萍出狱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难，一边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还一边组织了“东京新闻社”，为国内报纸供稿。1915年，邵飘萍在反袁声浪高涨的局势下返回上海，同时为《申报》等三家报纸执笔。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遭到暗杀也正是在1915年，所以，当时，许多新闻记者因此而不敢谈论当时的时政，但是邵飘萍却锋芒不减，他用“阿平”作笔名，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问的意思，“阿平”也就含有“平不平？”的意思。邵飘萍就用这个带着怒气质问的词，来讥讽和揭露袁世凯的罪行，而且不露痕迹，让袁世凯无可奈何。袁世凯死后，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受聘《申报》期间，他每日发电二三千字，间日写“北京特别通讯”。由于这些报道大多揭露北洋*的黑暗与丑闻，一时风靡全国。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他在当时最有影响的《申报》做过特派记者。他的名字“邵飘萍”就是作为笔名而在那个时候誉满全国舆论界的。
自办通讯社
在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的时候，邵飘萍愤慨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中国舆论，于1916年7月，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应为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独立办报
京报馆旧址
1919年因发动和宣传“五四”运动，《京报》被查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时隔一年，段祺瑞*垮台，邵飘萍返回北京复活《京报》。复刊后的《京报》一仍其旧，不改初衷，尤其是对北洋*丧权辱国，大小官员贪残横暴的揭露更是不遗余力。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帅”。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种软硬不吃、义无反顾的勇气让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发誓，打进北京城要活捉邵飘萍。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的密令到了北京。邵飘萍在家人的劝说下，不得已躲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这篇文章简短明了（422字），笑逐言开，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更非*。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
4月24日，邵飘萍被一名叫做“张瀚举”的人出卖而被捕，于1926年4月26日凌晨秘密执行枪决，刑场上，邵飘萍表现得非常从容和镇定，传说当时他对现场进行监督的官兵说了句：“诸位免送。”然后就仰天大笑，从容就义。邵飘萍时年40岁，一个著名记者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邵飘萍的《京报》可谓影响深远。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北京的《新京报》没有，这是我国当今比较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咱们这儿市面上是没有卖的，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买来看一看，或者上网去看看它的电子版。这份报纸办得很有特色，也很有文化，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判断，这张报纸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邵飘萍所办的《京报》的继承。在这家报纸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
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
在北京创办《京报》的同时，1918年，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为新闻学会的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包括*、邓中夏。1936年的夏天，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着摇曳的烛光，*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自己成长的历史，说到：“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作为新闻学会的会员，除听课外还多次去邵飘萍家拜访，聆听老师的教诲。*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邵飘萍还为后世留下了两本新闻学的开山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其中，《实际应用新闻学》主要整理了他的新闻学教学讲义的内容，以他自己的采访实践经历为主要内容，融合了一些他去欧美日本考察后的认识，是对新闻采访和写作，记者修养等新闻实践进行理论的概括，这本书立足于实际应用，力求指导记者进行实际采访。《新闻学总论》则论述了报业的性质、任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新闻法制观点等内容，还简要地介绍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如果能够找到这些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地去读一读，因为这是一个名记者用自己毕生的经验而写成的，而且应该说，这些书至今为止都很有指导意义。
5、社会评价
京报
邵飘萍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在他一生不长的从事新闻的活动中，他却几乎涉猎了新闻学和新闻事业的每个领域——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在他岁及“不惑”的年月里，他“踔厉奋发，又尝饱经痛苦，举凡所谓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人生所不堪之楚毒，殆无不以一身受之”。
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的理想。今天人们谈起他，往往称道他给后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是坚定不移地反专制、反蒙昧，以及终其一生为捍卫言论*所持的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所谓“以身殉报”，他是仰天长笑而就义的。
他是我国*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为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后人誉之为“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等。更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高度评价。
其实，一部中国的新闻史，或者说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都是无法绕开邵飘萍这个人的。
6、人物轶事
邵飘萍
巧做戏
我们知道，你去采访别人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可能就是遭到拒绝。被采访的对象往往因为没时间或者对你存在戒备之心而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或者是由于你所要了解的事情和他有利害冲突时他也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邵飘萍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做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字面意思上也可以看出来，所谓“做戏”，实际上就是表演，就像是在戏剧中扮演一种角色似的，要用这种表演出来的角色打动人，促使采访顺利进行。邵飘萍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的“电话”一节中说：
遇不肯接电话之官僚，如有特别必要时，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极正当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谓私宅中人请彼说话，或言某机关请彼说话是也……俟其接谈，则告以‘我乃某某’，并告以‘恐与新闻记者接坐中有人闻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
1917年3月，引起国内震动的中德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在正式公布以前，新闻界首先探知这一消息的就是邵飘萍。邵飘萍关于这次事件的采访，正是运用了虚虚实实的做戏的方式。事件发生前的某一天，邵飘萍正在国务院某秘书的办公室办事，隔壁恰好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办公重地。无意之中听到秘书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段祺瑞总理下午三点将要到美国使馆去访晤。电话立即触动了邵飘萍的神经，他马上联想到当时正值美国与德国断交，为了孤立德国并且取代德国在中国的地位，美国拉拢中国，希望两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这时会晤美国公使，无疑是与中德关系问题有关。邵飘萍这时候并没有急着去找段祺瑞和他的秘书，而是抢先来到了美国使馆，以一个事内人的身份向一参赞询问两国要人会见的目的和内容。邵飘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局外人，只不过想通过使馆使消息得到证实。在虚虚实实的采访中，邵飘萍又探听到美国*对驻京使馆的有关训令。之后，他立即赶回国务院采访段祺瑞，同样向段表示自己是知情人，要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邵飘萍的采访圆满结束，政界要人不知不觉就被邵飘萍钻了空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内幕新闻。
还有一次，内阁讨论金佛郎案，所谓佛郎，就是法郎在当时的译名，庚子赔款中法国部分本来可以用纸币来赔偿，但是法国国内通货膨胀使纸币贬值，于是法国要求中国用黄金代替纸币，于是中国因此而多支付了八千万元。在这次事件中，是严禁记者列席的，但是邵飘萍不甘罢休，守候在会场门侧。法国公使进入会场时，邵飘萍立即尾随。使门卫以为是公使的随从，没有阻拦。第二天，关于金佛郎案的讨论内容便见诸于报纸，引起民众的激愤。
在这两次采访中，邵飘萍分别化装成知情人和随从，而得以获得信任，取得采访成功，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做戏”。这种方式在现在看来，有点类似于暗访。这种方式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种采访方式。它常用于揭露黑幕的批评性报道中，比如某个地方贩卖盗版碟，记者就会化装成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对他们的地下行径予以揭露。这种方式使事件本身更接近真实。但是现在有不少对于暗访这种采访形式的质疑，有些人认为，暗访，以及随之而运用的偷拍、偷录等手段，让人有“鸡鸣狗盗”的嫌疑，新闻像是偷来的，而记者也更像是特务，采访就成为一种见不得人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使新闻获得的手段不够真实，因此也有损于新闻界的可信度。
1997年，《芝加哥太阳报》得到举报，说一些*的巡检员勒索小旅店。为了查清真伪，报社训练了两名记者，装扮成一对从小镇出来的夫妇，在当地买了一家小旅店，取名“幻景”。装修过程中，他们的水管和配电方面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纰漏。半年时间里，两名乔装打扮的记者对付了一批批市*和州*的检查员，尽管旅店在消防、卫生、建筑等方面存在着违规、违章之处，但检查员们都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接受了从1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的贿赂。而这一切都有被巧妙隐藏的摄影记者一一记录在案。
“幻景”旅店结束营业之后，《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揭露文章连载了4个星期，那些激动人心的戏剧化的报道和照片不仅使芝加哥为之震惊，也使全美行为不检的*官员大为惊恐。几十个电气和建筑巡检员因*而遭到起诉。
但在普利策的评选中，这组报道先是入围，后来又被取消了评奖资格。当时在《圣彼得斯堡时报》任首席执行编辑的尤金·帕特森是1979和1982年普利策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说，评委中出现了争论，许多人认为把奖项授予隐身采访的作品就等于支持这种报道的方式。”尤金说：“我不愿意看到有人鼓励其成为一种时髦趋势。”他认为：“如果报纸以编辑的身份要求*坦白、公开，而自己又隐瞒真相或掩饰动机，新闻界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价。”《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布莱德里也是当年的评委之一，他认为：“报纸获取新闻的手段不够诚实，又怎能为诚实和尊严奋斗！”
所以这种采访方式的使用是需要有限制的，邵飘萍对此提出过两条记者所应当遵循的原则：一是要有正当之理由——即在道德行为或目的上应是高尚的；二是事后一定要给当事人解释清楚原委。否则的话，将会授人以话柄，有作伪、说谎、假扮之嫌。由此可见，邵飘萍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邵飘萍本人正直的个性。这只是一种迂回的技巧，而不是欺骗的手段。
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对于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话题，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情状态下也需要有不同的谈话内容。如果这个人不喜欢篮球，那么你和他探讨NBA则很可能冷场；如果有人正在为某个事伤心，我们一定是要暂时避开谈论这件事的。这种技巧就是对被采访者心理的把握。
说到对被采访者心理的把握和控制，应该算是邵飘萍新闻采写艺术中最大的一个亮点。邵飘萍非常善于捕捉被采访者的心理特征，顺应受访者的心理状态，达到使访问顺利进行的目的。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起初还是举棋不定的，有人主张参战，也有人主张中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国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那就是：决定参加协约国(英、美、法方面)，对同盟国(德、意、奥方面)宣战。不过这项决定，还须要保守秘密。因此中枢各重要机关全部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国务院当然不会例外。
可是大家都希望知道这项消息，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三三两两交头接耳，都是在互相打听“咱们到底是参战还是中立”这个问题。然而谁也说不上来究竟怎么样。
这是邵飘萍却不仅见到了段祺瑞，而且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新闻。他是怎么做的呢？邵飘萍先借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汽车，坐上一直开进了国务院大门。在内传达室下了车，掏出了“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传达长给他回禀一下。传达长说：“您老不要难为我吧，这些日子不但段总理绝对不会客，就连他的秘书、侍从都不见客。”
这时邵飘萍掏出了一千块钱，数出了五百元递给了传达长，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您给回禀一声，这五百元送给您买包茶叶喝。万一要是接见了我。那我再送给您五百，您看怎么样?”传达长一想，给他碰一碰也没什么，不是白得五百元吗。于是这位传达长就拿着他的名片走进去了。
不多时，传达长笑吟吟地走出来了，高举着名片，嘴里大声说出一个“请”字来。邵飘萍听了这个“请”字喜出望外，便大摇大摆地随着传达长走进了总理的小客厅。
不是说三天内不见客吗?为什么段祺瑞竞接见了这位无孔不入的邵记者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缘故的。段祺瑞当时心想拉拢舆论界为自己吹嘘，而他知道邵飘萍在当时是新闻界了不起的权威人士。
当他看到来客的名片是邵飘萍时，他虽然明知此来是采访关于参战与中立的新闻来的，可是若不对他谈这个问题只会会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使他碰了壁，得罪了这位大记者，对自己多少是有些不利的。因此他才叫传达长把邵记者请进来。
虽然段祺瑞绝口不谈和战问题，架不住邵记者再三、再四地恳求，并且提出了“三天内如果北京城走漏了这项机密，愿受泄露国家秘密的处分，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的保证。老段不得不谈了，要他先立保证书，他便即时抽出自来水笔把军令状当场立下了。
这时，段祺瑞才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内容不过是中华民国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细节也说了说，首先调动在法兰西的十五万华工，协助协约国修筑工事等等。
邵飘萍得了这项消息，辞别了段祺瑞，又给了传达长五百元，就坐着汽车开到电报局去了。他把这项消息用密码拍到上海新、申两报。上海报馆接到这项重大新闻，立时就印行了几十万份“号外”在上海滩上喧嚷开了。
在当时津浦路还没有通车，报纸号外由上海到北京必须由轮船运，要走四天路。因之当上海的号外运到北京时，已经超过“三天内北京城里不得走漏消息”的约期了。老段知道了这件事，也是莫可奈何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邵飘萍对于被采访对象的心理是把握得非常准的。
仔细揣摩被采访者的心理，准确把握住他的心理变化，是采访获得成功的要素，同时也是我们日常交往过程中应当注意的。
广交友
我们知道，记者大多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交际圈很广泛，能够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交际广泛，才会获得更多的新闻线索，也才能够采访到更多的人和事。邵飘萍就是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他能够在各派军阀中游刃有余，又能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在“五四”运动前那段时间里，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都去主讲新闻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馆员的*同志，就是在那里与邵飘萍相识的。日后，*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不无深情地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邵飘萍与鲁迅先生也过从甚密。他们之间不仅是一般的文字之交，更可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一起创办了《京报副刊》、《莽原》等周刊，鲁迅许多著名的杂文和小说都是在这些报刊中发表的。特别是在1926年“三·一八”*发生后，他们同声怒斥横暴凶残的军阀*。此后，二人同被军阀*纳入缉捕的黑名单中。
与邵飘萍结为挚友的还有冯玉祥将军。冯玉祥曾这样形容邵飘萍的文字，他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于是“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的美名就由此而传出。
除结交一些社会名人之外，对处在社会下层的各等人物，贫寒之士，邵飘萍也从不嫌弃。梨园界的杨小楼、马连良、荀慧生、韩世昌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每逢新学期开学，常有一些青年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失学危险。飘萍知道后总是主动代他们交费。其中一些人还定期领取他给的补助。如到时未领，他则在《京报》上刊登启事催领。
对于被他经常痛骂的政界要人，邵飘萍也非常重视和他们的交情。他这个人出手大方，又讲排场，经常宴请一些官僚政客。边吃饭、边喝酒、边高谈阔论，往往酒意正酣的时候，机密也就不经意地吐露出来了。一次，邵飘萍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内阁成员、府院秘书长。就在他们兴致勃勃、海阔天空的时候，邵飘萍却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准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没有终止，消息就已经到达上海。
邵飘萍就是凭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凭着自己与各层人士多年的交情，挖到自己想要的新闻的。这主要源于邵飘萍认为新闻应该独立、无阶级性的观念，他说，在采访中，要既无敌友概念，也不以道德为交际标准，只看对方是否与新闻有关。但是，这样一种没有是非的交友标准很容易使人随波逐流。我们从小学到的交友标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邵飘萍却既近朱、又近墨，而且做到了四面为友，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个圆滑而没有原则性的人呢？实际上，邵飘萍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虽然与各阶层的人都来往，但是他认为应该保持思想、品德的独立，使人人视为可亲，而又视为不可侵犯，他很懂得把握分寸。据说邵飘萍这个人很奢侈，客厅摆设豪华的令人吃惊，香烟都是特制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振青”，出入是小汽车，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因此，办报的收入无法应付他的支出，所以他也接受权贵的“馈赠”，只不过他拿了人家的却并不手短，他只是把这些视为私交，而与报纸无关，因此在报纸上仍然辛辣的揭露各种丑恶现象。
正如他自己在临死前的那篇文章中写的，他的一生既不是*，也不是*，连*都说他是一个彻底的*主义者，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是作为记者所应该坚持的最高贵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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