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作者吴兢，主要内容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书名：贞观政要

作者：（唐代）吴兢

原版名称：贞观政要

译者：（元代）戈直集論

类别：政论类史书

出版时间：明成化九年內府刊本

1、简介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

2、作品目录

《贞观政要》图书目录（据：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的谢保成集校本）

卷一：

论君道第一

论政体第二

卷二：

论任贤第三

论求谏第四

论纳谏第五

卷三：

论君臣鉴戒第六

论择官第七

论封建第八

卷四：

论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论尊敬师傅第十

论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论规谏太子第十二

卷五：

论仁义第十三

论忠义第十四

论孝友第十五

论公平第十六

论诚信第十七

卷六：

论俭约第十八

论谦让第十九

论仁侧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滇言语第二十二

杜谗邪第二十三

论悔过第二十四

论奢纵第二十五

论贪鄙第二十六

卷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

论文史第二十八

论礼乐第二十九

卷八：

论务农第三十

论刑法第三十一

论赦令第三十二

论贡赋第三十三

辨兴亡第三十四

卷九：

议征伐第三十五

议安边第三十六

卷十：

论行幸第三十七

论畋猎第三十八

论灾祥第三十九

论慎终第四十

3、创作背景

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虽然书中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甚至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4、流传与版本

开元十七年，吴兢因《上贞观政要表》“书事不当”被贬，而其书没有被禁毁。这样，在玄宗之世有三个本子同时并存：一是正式进本，没有朝廷认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而未经著录，因而《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列入“不著录”的范围。二是进本的底本，三是底本之前的稿本。后二种，在吴兢家中。

唐代官方关于《贞观政要》的流传情况，自玄宗至顺宗四帝，均不见记载。《玉海》卷49引《会要》“元和二年十二月（宪宗）谓宰臣曰：近读《贞观政要》……六年三月帝曰：尝读《贞观政要》……”，是迄今所见最早关于《贞观政要》的记载。而宪宗读《贞观政要》，则不能不使我们将目光对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德宗至宪宗时的著名史官蒋乂（武）。

蒋乂（747－821），吴兢的外孙。其父将明，集贤院学士，安史之乱后，图籍淆乱，奏引蒋乂入院助其整理。蒋乂仅用一年多时间，便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德宗贞元九年（793）累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史称蒋乂“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乂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其“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

蒋乂出生时，吴兢尚在世，吴兢的藏书及《西斋书目》，包括他的著述的稿本和底本，是完整保存下来了的。《郡斋读书志》著录《吴氏西斋书目》：“唐吴兢录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兢自撰书，附于正史之末，又有续钞书列于后。”吴兢故去后不几年，幼年的蒋乂便“从外家学，得其书，博览强记”。蒋乂“家藏书一万五千卷”，无疑包括吴兢藏书“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以及“兢自撰书”，必然能够得见《贞观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即便他著《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传》不参考《贞观政要》，但其《史臣传》则不会不为吴兢立传。然而两《唐书·吴兢传》都不谈编录《贞观政要》之事。玄宗一朝《实录》及代宗以前《国史》等官方史籍没有关于《贞观政要》的记载，《旧唐书》沿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所以也没有记载。而《新唐书》广采杂史等官方记载以外的史料，蒋乂的《史臣传》在采录之列，仍然不见吴兢编录《贞观政要》之事，这的确是个难解之“谜”。但也有不可忽视的地方，这就是：《新唐书·吴兢传》增旧传《上中宗皇帝疏》、《上玄宗皇帝纳谏疏》、《请东封不宜射猎疏》以及直笔记录“张昌宗诱张说诬魏元忠”等事，均见于《唐会要》、《册府元龟》，惟有“座书事不当，贬为荆州司马”一事，“座书事不当”五字不见于官史，似当出自蒋乂《史臣传》。这或许正是蒋乂留给后人考察《贞观政要》成书、进呈的一个伏笔！

宪宗读《贞观政要》，跟“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必召蒋乂“咨访”，蒋乂“征引典故”，趁机推荐《贞观政要》相关。宪宗所读《贞观政要》，当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的吴兢正式进本，但这个本子也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而待整理。蒋乂入集贤院助其父“于乱中勒成部帙”，不可能不涉及《贞观政要》，而整理《贞观政要》又不能不参考家中所存《贞观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如果连蒋乂都弄不清《贞观政要》的成书问题和版本、文字的淆乱，恐怕其他人就更难有发言权了。《贞观政要》在唐代被皇家视为定本的本子，即是经蒋乂整理的本子。现今所见“读《贞观政要》”最早的记载在唐宪宗时，恰好证明是蒋乂使其外祖父的遗著得以重见天日的。经蒋乂整理过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读、所见，均属这一系统。宋刊本《贞观政要》，无疑亦属这一版本系统。《玉海》引《邯郸书目》著录的《贞观政要》，也是这个版本系统。

蒋乂的四子中，系、伸、偕三人皆有史才，自文宗至懿宗相继为史官。史称：蒋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蒋氏家藏《贞观政要》的底本或稿本，随之而流向社会，各本杂相抄录，所以出现淆乱。

迄今所知，在北宋编录《新唐书·艺文志》之前，五代后唐国子监于天成二年（927）曾经刻印过《贞观政要》，并流传到南宋绍兴年间。随后不久，传入契丹。重熙十五年（1046），辽兴宗命译汉籍，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至金哀宗时，赵秉文轮直进讲《尚书》、《贞观政要》，并进《贞观政要申鉴》。《贞观政要申鉴引》尚保存在《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5，但译本不传，不知所据版本情况。

吴兢的底本或稿本、蒋乂的整理本，经两宋、辽、金数百年辗转抄录，出现“传写谬误”的情况。另一方面，随着理学在元、明时期的盛行，虽然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向往唐太宗“克敌如拉朽，所向无前”，“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却又认为唐太宗“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于是戈直在整理“传写谬误”的同时，更注重采辑唐、宋诸儒之论，间以己意，对唐太宗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作出新的诠释。22家言论以及戈直的“己意”，并非论《贞观政要》其书，而是在评“贞观之治”其事，反映着宋、元以来对于贞观之政认识的演变。由此，戈直集论本便被视为一部诠释“贞观之治”的论著而受到推崇。由于诠释的需要，其“移易篇章”、“刊刻衍脱”，均被忽略不提。元顺帝至元四年（1333）刊行后，明洪武三年（1370）又经宋濂以“中秘本”重校、重刻，成化元年（1465）宪宗“御制序”再刻。一枝独秀，取代了其他传本。

国内现存刊本，目前见于著录和通行者两种，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刊本(以下简称“明本”），一为成化元年戈直集论本(以下简称“戈本”）。《四库全书》所收内府本、嘉庆戊午(1798)扫叶山房重镌本，均为戈直集论本的翻刻本。私家收藏情况，有待新的发现。集校中发现，王先恭校注《魏郑公谏录》所引《贞观政要》，有与钞本全同而与刊本互异者。《魏郑公谏录》卷二《谏河南安置突厥部落》条末，王先恭引《政要·安边》文字，与钞本卷九《议安边》第一章文字全同，甚至连“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也与钞本一样，讹作“十二年”。

国外刊本，现存四种，即元刻、明初重刻（以下简称“明本”）、成化再刻（以下简称“戈本”）和韩版注解本（以下简称“韩版”）。

国外钞本，目前所见基本都在日本。清和贞观年间（859－876），冷泉书院失火，图书尽毁。在随后的10来年间，藤原佐世奉敕根据重新搜集到的图书编定《*见在书目录》。其中，“卅杂家”著录有《贞观政要》，表明《贞观政要》一书在此之前已经传入日本。其“正史家”著录《东观汉记》百卌三卷，后有如下一段文字:

右《隋书·经籍志》所载数也。而件《汉记》，吉备大臣所将来也。其目录注云：此书凡二本……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随写得如件。今本朝见在百卌二卷。

由这段文字可知，吉备真备从唐朝带到日本大批图籍，并编有目录。吉备真备作为遣唐留学生，是天正灵龟二年（717）随遣唐使入唐，圣武天平六年（734）随下一次遣唐使返回。孝谦天平胜宝三年（751）又被任命为遣唐副使，至五年返回。天平六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因船舶飘流安南，后入唐为官，未回日本。吉备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图籍，应当是其遣唐留学的17年间（717－734）。在其“营求”的图书中如果有《贞观政要》的话，只能是吴兢的稿本或吴兢家中所藏底本。此时，吴兢刚刚遭贬，进本尚未获得朝廷认可，不可能让吉备真备抄录。而且，就目前日本现存钞本承传情况看，也与吉备真备没有多少关系。更何况《*见在书目录》著录《贞观政要》，是火灾过后残存下的十四（卷或篇）。

日本现存《贞观政要》钞本数目虽多，约20余种，但完整的钞本基本上分为三大系统：一为南家本系统，一为菅家本系统，另一个为“异本”系统。

（一）南家本系统，奥书记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安元三年（1177），由正三位行宫内卿兼式部大辅播磨权守藤原永范“奉授主上既讫”。此即“安元本”，今仅见于小田原本考异中。

其后，经建久五年（1194）、建保四年（1216）、嘉禄三年（1227）、建长三年（1251）、六年传写讲授，到建治元年（1275）钞写的一部，其奥书记曰：“于时建治第一之历初冬上旬之候，于烛下所终功也，治部权少辅平朝臣兼俊。”是为建治本，日本现存《贞观政要》最古写本中最完整的一部。

（二）菅家本系统，奥书记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建保四年之前，中经建保四年（1216）、嘉禄元年（1225）、贞应三年（1224）、安贞二年（1228）、嘉祯四年（1238）、仁治三年（1242）、弘长二年（1262）传写讲授。到永仁四年（1296）钞写的一部，其奥书记曰：“永仁四年（丙申）十月三日书写讫，执笔宋人明道。”此即永仁本，今仅见于小田原本考异中。

永禄三年（1560），李部大卿菅长雅抄录一部，为内藤湖南氏藏，故称内藤本，是现存菅家本系统最古写本。卷一《政体》贞观十九年一章，末句为“庶几于时康道泰尔”。“时康”二字旁注以“光孝天皇讳”，“道泰”二字旁注以“文德讳”。日本当时“御座时，不读御讳”，这是为了提醒向两位天皇讲读时，注意避讳所作的旁注。文德天皇850－858年在位，光孝天皇884－887年在位，由此可知菅家本传入日本的时间一定在文德天皇之前。吉备真备之后，文德天皇之前，有两次派遣遣唐使，一次在恒武延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801－805），正当唐德宗晚年；一次在仁明承和元年至六年（834－839），正当唐文宗时。原田种成推测：菅家本《贞观政要》是菅原清公为遣唐判官，从唐朝带入日本的。菅原清公受命为遣唐判官，时在恒武延历二十年（801）八月，正式出发则在二十三年七月，至延历二十四年（805）六月即返回日本，在唐朝时间仅仅一年（804－805）。不论是菅原清公，还是仁明承和年间的遣唐使，两次抄录《贞观政要》，都只能是蒋乂家藏吴兢底本或稿本，而蒋乂整理本既未经著录，岂能任人钞写？更何况，原田种成也仅仅是一种推测。还要提醒读者的是，菅家本卷九原阙，是据宋刊本补入的。

文化六年（1809），菅原长亲写本卷二、卷九末奥书，与内藤本奥书同。各卷末有文化六年五、六月间菅原长亲写记，此为菅原长亲本。菅原长亲本，又有若干转写本，均出文化年间。

（三）在南家本、菅家本两个系统之外，还有一个被称为“异本”的系统，卷四与南家本、菅家本、各刊本完全不同。

写字台文库藏本（写字台本）缺卷一、卷二。

藤波家藏本（藤波本）缺卷一、卷二、卷七、卷八。

两本均缺奥书识语，传授情况不得而知。

现存最古假名《贞观政要》（假名本），卷第四与写字台本、藤波本全同。此本乃源赖朝妻北条政子命菅原为长用假名翻译之译本，文禄四年（1595）梵舜自写，正保四年（1647）木版刊印，大正四年活字刊印。据菅家本奥书，菅原为长仁治三年（1242）为后峨嵯天皇进讲《贞观政要》，用的是菅家本，而此译本所据则非菅家本系统。由此可知，“异本”系统与菅家本系统差不多同时传入日本，只不过没有受到重视而已。“异本”与南家本、菅家本同时传入日本，更加说明藤原氏、菅原氏、北条氏等传钞的《贞观政要》，要么是吴兢最初的稿本，要么是吴兢进本的底本，而绝非进本或定本。

三大系统而外，还有一个江家本。奥书记道：“本云 以累代秘说本奉授圣上了，尤可秘藏也。宽弘三年三月五日，吏部大卿江判。朱云 宽弘九年闰七月念一日，藤家本一校了。江匡衡。”宽弘三年，公元1004年，这是所见日本最早给天皇进讲《贞观政要》的记录，也说明江家本的年代。今仅见于狩谷掖斋校本、松崎慊堂手泽本所引。

此外，完本尚有兴福寺藏本（兴本）。卷10末奥书，自安元三年至建久六年为菅家本奥书，接下来是“承元二年（1208）四月十五日甲寅奉授主上既讫。此书当家已奉授二皇了。实帝王之龟鉴、吾道之重宝也。虽片时不可出他处者也。从三位行民部卿藤原朝臣光范（春秋八十三岁）。”以下，为贞永、永仁、弘安记，正德二年修补。宝历五年（1755）南都兴福寺誊写，是为兴福寺本（亦称宝历本）。第一册第一叶栏外，有记云：“凡朱书者菅本之原本也、墨书者南家本之写也。”

钞本之多，难以尽数。文政元年（1818），阿波介、山田以文，以所见古写本合校，是为现存第一个较完备的合校本。现录其《古本校合凡例》如下：

八条左府本;二条院御点本;菅本;或本;南家本;异本;古本;一本;摺本;亻本;才本;家本;自本;永本（菅长雅卿亲写本，有永禄三年之奥书，故称永本，今为五条家藏）;江家本（原本卷子本，有匡衡朝臣奥书，故称江本）。

由此《古本校合凡例》可知，当时存世古本不下15种。以所见奥书识语为据，《贞观政要》在日本受到重视、开始流传，是在大江匡衡（952－1012）所在年代，相当北宋太宗、真宗时期。而系统承传、抄录，年代则大致相当北宋末年。比较上述三大系统钞本与元、明刊本，发现其间的重大差异如下：

（一）篇目的有无不同

1、卷第二，《直谏》附，南家本、菅家本无。元刻、明本、韩版15章，见于写字台本卷第四者12章，多钞本3章。戈本10章。

2、卷第四，南家本、菅家本与刊本篇章同。写字台本卷第四，篇章与各本完全不同，为《辅弼》第九（4章），《直言谏争》第十（13章），《兴废》第十一（3章），《求媚》第十二（1章），计4篇21章。元刻、明本、韩版15章中，有2章与《辅弼》同，有10章与《直言谏争》同。《直言谏争》第二章、第三章，《兴废》全三章，共5章为各本所无。

3、卷第八，《禁末作》附，元刻、明本、韩版有，凡3章。钞本、戈本无。

4、卷第八，《辩兴亡》第三十四，钞本无。《玉海》引《邯郸书目》有。明本2章，戈本5章。由此，卷九、卷十出现编序不同的问题：

菅家本：卷第九（据宋刊本补，所以作）：《议征伐》第三十五、《议安边》第三十六；而卷第十又为：《论行幸》第三十六，《论畋猎》第三十七，《论祥瑞》第三十八，《论灾异》第三十九，《论慎终》第四十，出现重复编序（“第三十六”）的问题。

南家本、写字台本：卷第九，《议征伐》第三十四，《议安边》第三十五；卷第十，《论行幸》第三十六，《论畋猎》第三十七，《论祥瑞》第三十八，《论灾异》第三十九，《论慎终》第四十。

（二）篇章的有无不同

1、刊本有、钞本无者12章：卷二《纳谏》3章，《直谏》附3章，卷三《君臣鉴戒》1章，卷五《论公平》1章,卷六《论贪鄙》4章。

2、钞本有、刊本无者16章：卷一《政体》6章，卷六《慎所好》1章，《杜谗佞》3章，《论悔过》1章，《论奢纵》1章，《论贪鄙》1章，卷七《论文史》1章，卷八《务农》1章，《论刑法》1章。

3、《上贞观政要表》，钞本、明本有，而元刻、韩版、戈本无。

（三）必须提出的文字问题

1、不论钞本（南家本、菅家本、写字台本），还是刊本（元刻、明本、韩版），都有以“太宗”二字作“上”字者。以原田种成所集《贞观政要定本》、《贞观政要》上、下（校释本）二书为例，卷一《政体》第二、四、五、七、十九章，卷二《求谏》第五章，卷三《论择官》第三、六章，卷四《教戒太子》第一章，卷五《论忠义》第十章、《论孝友》第四章，卷六《论俭约》第二、三章、《论仁恻》第三章、《慎言语》第二章、《论贪鄙》第二章，卷八《论赦令》第二、四章，卷九《议征伐》第十三章，以“太宗”作“上”。同样，卷二《任贤》第三章，卷五《论诚信》第一章，又以“太宗”作“帝”。这显然是唐代《实录》或《国史》原文，吴兢抄录出来准备编录“贞观故事”或《贞观政要》。一部进本或定本，怎么会对唐太宗有如此不统一的称谓呢？

2、以钞本、刊本文字比勘，互有重大脱漏、错讹。

1）钞本脱漏者。卷二《任贤》，各本均8章，排序完全相同，然文字互异处颇多。魏征一章，刊本、《旧唐书》有而钞本大段脱漏者5处，约180字。李勣一章，仅章末两处，钞本就脱漏125字。罗振玉校卷五、卷六，指其大段脱漏者：卷五《论忠义》贞观五年一章，钞本脱19句100字；《论公平》长乐公主一章，钞本脱漏56字；《论诚信》魏征上疏一章，钞本脱漏396字（罗振玉未见的菅家本、写字台本，《论诚信》贞观十一年魏征上疏一章，中间仅一处就少1465字）；卷六《论奢纵》马周上疏一章中，钞本有24字为刊本所无，而刊本却另有600多字为钞本所无。

2）刊本脱讹者。罗振玉校卷五，《论诚信》贞观十一年魏征进言一章，戈本脱漏35字，以致“脱误不可通”。罗振玉未见的元刻、明本、韩版，《论诚信》贞观十一年魏征进言一章，章末之前较钞本、戈本少2953字。特别要提到的是，卷十《论慎终》各本编次完全相同，但贞观九年的一章中，有一段文字钞本、刊本互异，致使文意完全背离。

钞本原文：房玄龄进曰：“臣观近古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汉光武年三十三。岂如陛下年十八便事经纶，遂平天下，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已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此又文过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吏，此又怀远胜古也。已有此功业，何可得不善始慎终耶？”

刊本原文：房玄龄因进曰：“陛下扌为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平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邪？”

两段几乎相同的文字，钞本是房玄龄赞美唐太宗，而刊本则成了唐太宗自我赞美。前一篇（《论灾害》）前一年（贞观八年），唐太宗刚刚表示过：“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一年过后，同样的赞美之辞，出于房玄龄之口，比出于唐太宗自己，更觉合乎逻辑。况且刊本中唐太宗还有“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一句，也是表示自谦之意的。两段文字，当以钞本为妥。

3)互为错乱者。卷九《议安边》，钞本3章，戈本2章，是关于安置突厥和以高昌为州县事。以高昌为州县一事，钞本、戈本各为一章，文字相同。安置突厥，钞本分作两章：一章为安置突厥部落。突厥部落来降，诏议安边之术，中书令温彦博与魏征辩论，太宗用温彦博议，自灵州至幽州置四都督府，居长安者近万户。十二年（按：当为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夜犯御营，事败被斩，太宗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另一章为安置突厥首领。突厥首领来降，皆拜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百余人，惟拓跋不至，又遣使招慰，凉州都督李大亮上疏，以为突厥顷国入朝，悉授大官，非中国之

较比《通典》卷197《突厥》上、《旧唐书》卷189上《突厥传》、《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则李大亮上疏在前，而朝议安边之术在后；温彦博与魏征辩论之外，尚有中书侍郎颜师古、夏州都督窦静、给事中杜楚客、礼部侍郎李百药等上奏、上表，太宗用温彦博议。

针对安置突厥首领，以李大亮上疏为一章，并无不妥，但钞本第二章以“贞观十四年太宗与侍臣议安置突厥之事”开头，紧接着就是中书令温彦博对曰云云、给事中杜楚客云云，这显然是贞观四年朝议安边之术的内容，被错置在此，而且标年也标错了。戈直发现这一问题，便以《通鉴》叙事为序，认为安置突厥部落、安置突厥首领“共为一事”，便“次第其辞，合为一章”。

不论钞本、戈本，温彦博所言“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於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60字，则不见《通典》、《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

出现上述重大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贞观政要》原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吴兢定本”。

《上贞观政要表》，钞本、明本有，而元刻、韩版、戈本无。开元十七年吴兢因《上贞观政要表》“书事不当”被贬，其书虽然未被禁毁，正式进本却也没有朝廷的认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而未经著录。这样，就出现了《上贞观政要表》与《贞观政要》分离的情况。前面多次提到，钞本得自吴兢家藏的可能性最大，自然有《上贞观政要表》。而元刻、韩版承袭宋版，为宋代皇家藏书，吴兢因表获罪，表、书早已分离，因而无《上贞观政要表》。

写字台本与南家本、菅家本不同，比较客观的说，写字台本是吴兢撮录《国史》旧文，着手编录“贞观故事”的草本，而南家本、菅家本则是吴兢家藏稿本。卷第四的4篇21章，绝大多数都很重要，不可弃而不用！若以吴兢进书前的境遇，更希望“直谏”玄宗，因而在最后编定上奏前，不可能改变全书结构，便从《辅弼》选出2章、《直言谏争》选出10章，又从钞本所未见的稿本中选出3章，编为卷二《直谏》附15章。

《禁末作》附，也应当是吴兢在最后编定上奏前所增。以明本的3章而论，第一章，段纶奏进巧人造傀儡戏具，钞本在卷第八《论赦令》，无论如何都有“分类不当”之嫌。第二章，“贞观九年上谓侍臣曰”，虽然与卷六《论俭约》第一章有重出的部分，但唐太宗一开始所说“为政之要，必须禁末作。……”38字，却为《论俭约》所无。编用此章，旨在强调禁末作，故有此38字。而《论俭约》，着重在戒奢从简，因而没有这38字。

《辩兴亡》，明本仅2章，均在钞本卷五《论仁义》。此篇的有与无，牵涉后面各篇排序。钞本无《辩兴亡》，后面《论祥瑞》、《论灾异》分作两篇。刊本有《辩兴亡》，后面则合《论祥瑞》（1章）、《论灾异》（3章）两篇为《论灾祥》一篇，仍然是同样内容的4章。将祥瑞、灾异分开编目，无论从《唐会要》、《旧唐书》，乃至北宋前期所编有关唐代的历史文献看，都是符合当时编纂习惯的。吴兢编纂之初，设此篇目没有疑义。但当最后成书之际，却发现整部书10卷40篇，惟有《论祥瑞》一篇仅一章，而又无其他符合此篇内容的章可以移入。这在最后编定时，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据《玉海》引《邯郸书目》著录，宋代《贞观政要》有辩兴亡篇，则经蒋乂整理本应有此篇。是否蒋乂整理时增补了《辩兴亡》，同时合《论祥瑞》、《论灾异》两篇为《论灾祥》一篇，解决了吴兢留下的一篇一章的问题呢？由于蒋乂整理本到北宋刊行后才得以流传，因而便与日本现存钞本出现较大差异。

至于钞本有、刊本无的16章，如果说是宋刊本有所取舍造成的话，那么钞本无而刊本有的12章，却只能是日本现存各钞本外，还有他们没有见到的本子。因而，现存钞本不可能是所谓“进本”或“定本”。其他，篇章移易、文字脱漏，则主要是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不再论列。

总之，上述种种情况充分说明，南家本、菅家本、异本所据绝非“吴兢定本”，而元刻、明本、韩版所据更难断定为“吴兢定本”。陈寅恪教授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通过白居易作《七德舞》诗与《贞观政要》文的对照，已有论断：罗振玉“虽有‘欲复唐本之旧，苦未能得其全本’（见罗氏松翁近稿贞观政要残卷跋）之言，其实纵得日本传写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复吴氏原书之旧观。”<FONTcolor=#0000ff></FONT>现存各种钞本、刊本，均非吴兢原本！

660多年前，戈直集论《贞观政要》而未作集校，国内流传各种本子却因此而消失。于是，出现了中国学者无他本可以校其“移易篇章”、“刊刻衍脱”，而日本学者则成果不断涌现的尴尬局面，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日本学者凭借流传的各种钞本、刊本，对该书进行过多次校合、整理，在文字校异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因大都囿于南家本、菅家本两个承传系统，又过分相信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所署题衔，便误以为日本所传《贞观政要》古写本为“吴兢定本”。其实，所谓的“吴兢定本”实非定本。</P>

为追寻一个完备的《贞观政要》本子，就所见海内外钞本、刊本进行一次集校，共得287章。其中，各本完全重复者1章，实为286章。其篇目、编次各本（钞本南家本、菅家本、写字台本，刊本元刻、明本、韩版、戈本）多所不同。依据现今所见最早完整著录《贞观政要》篇目的书目――《玉海》所引《邯郸书目》（北宋编成），编次《贞观政要》10卷40篇。同时，保留刊本卷二《直谏》附、卷八《禁末作》附两个附篇。钞本写字台本卷第四，编为全书附录，以供参考。

5、作者简介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居史馆任职30余年，以叙事简练、奋笔直书见称。曾认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史》、《齐史》、《陈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称“良史”。曾从事官府藏书的整理、国家书目的编制工作。开元中，诏马怀素领校图书，马怀素奏用元行冲、齐翰、吴兢、韦述等26人同在秘阁详录四部书，开元九年（721）共同编成国家图书总目《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元行冲奏上。家收藏图书甚富，编撰有《吴氏西斋书目》1卷，著录图书13468卷，该书目影响颇大。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赠送给外孙蒋乂。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与刘知己合撰）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6、作品鉴赏

社会总评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公元649年）及身边大臣如魏征（公元580年-公元643年）、王珪（公元570年-公元639年）、房玄龄（公元579年-公元648年）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施政措施等，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贞观政要》书影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名家点评

清高宗为《贞观政要》作序言：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东迁以降，风俗日薄，天下无复熙皡之美。虽有质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以屈己从谏、力行善政者，终不能有以震古而铄今。及贞观，太宗英武之资，能用贤良之士，时若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诸队，布列左右，相得益彰。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节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吴兢纂辑其书，名之日《贞观政要》，后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风，或取以进讲。元至顺间，戈直又刊其书，以行于世。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则又在于用此数贤。而数贤之中，又推魏征裨益为多。然魏征不能自必信用于太宗，以见其功业，则又知太宗所以独信魏征，言听计从，而见效若彼者，固人君所当服膺书绅而勿失也。书中分目，目中有条，条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论断之，其有望于后王也深矣！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咈之风矣。

《贞观政要》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是一部独具特色、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在史料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贞观政要》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