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自然保护区“孤岛化”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护
痴迷于鸟类保护的天津摄影师王建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天津滨海新区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最近发生的东方白鹳中毒事件已经结束。
11月24日,王建和另一名鸟类保护志愿者*勇在北大港拍摄了两只带脚链的东方白鹳,编号分别为962和971。他们是13只东方白鹳的成员,11月11日被毒死,经过10天的治疗后被释放。据观察,它们已经融合成一个由300多只东方白鹳组成的群落,并将很快向南飞行。
11月25日,在天津大港举行的东方白鹳研讨会上,国际鹤类基金会鸟类专家苏博士说,栖息地的丧失使得候鸟变得越来越危险。
渤海湾位于候鸟迁徙通道的“瓶颈”。
苏说,一些水鸟曾经成群结队地停靠在湿地上。但是现在,随着许多湿地消失,剩下的湿地对鸟类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些湿地发现的鸟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很容易引起偷猎者的注意。一旦中毒,鸟类将会死去。
苏说,这些候鸟来自寒冷的北方,体力消耗很大。他们着陆是因为他们的体力消耗很大,而且他们太瘦了,无法支撑他们继续飞行。结果,一些鸟一倒下就开始进食,当它们遇到食物时,它们会日以继夜地进食,它们的警惕性也会降低。
为什么像东方白鹳和白鹤这样的大型水鸟更喜欢像天津这样的地方?苏解释说,这些大鸟太大了,需要用自然力量迁徙,而不是一直平稳飞行。他们会寻找热空气,把它旋转到空中,然后滑下来,落下后寻找热空气。在陆地和水交汇的地方,地形起伏不平,很容易形成热气流。
据她介绍,世界上有八条大型鸟类迁徙通道,而天津位于最东端的“东亚-澳大拉西亚”通道。这条通道上有155种水鸟,其中24种濒临灭绝或受到威胁,包括东方白鹳、白鹤和丹顶鹤。根据卫星跟踪研究结果,许多候鸟在渤海湾休息,这使得它成为候鸟非常重要的驿站,恰好位于迁徙路线上的“瓶颈”。
如果这个“瓶颈”被破坏,后果将不堪设想。苏说,科学家已经用电脑模拟出,如果把东方白鹳从北到南的60多个中途停留点从辽河流域和渤海湾西部移走,迁徙路线将会中断,物种将难以延续——东方白鹳将以鱼类为食,只能在北方冻死后饿死,不能繁殖。
候鸟不知道天津和河北在哪里。
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说,据估计,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在渤海湾地区停留。他的研究小组多年来在天津和唐山地区的7个重要湿地和沿海滩涂进行了水鸟调查和监测。已记录水鸟117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7种,二级保护鸟类11种。
张建议将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从市级提升到*。他分析说,这里的人类渔业生产对水鸟的觅食有很大的干扰,狩猎也时有发生,而且保护还不够。
但是升级为国家保护区只是一个方面。南开大学志愿者莫·蒋勋博士告诉记者,例如,候鸟不知道天津和河北在哪里。当然,他们也没有国籍,不会主动选择高级自然保护区居住。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谢衍认为,保护栖息地的大规模和连通性非常重要。
谢衍以西伯利亚虎为例,说世界上大约有500只西伯利亚虎,其中大部分分布在俄国,大约20只分布在中国。“一山不容二虎”。雌性老虎在繁殖期间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和生存空间。科学家通过为老虎安装无线电项圈发现,一只正在繁殖的雌虎的活动区域为450平方公里,而一个连续的最小种群包含18只雌虎,总共需要8100平方公里。中国最大的珲春自然保护区也只有1000平方公里。
她说,在过去的50年里,俄罗斯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最大的原因是为东北虎建立了广泛的栖息地保护网络,强调保护区之间的走廊,以及为老虎的迁徙和移动提供通道。事实上,藏羚羊、羚羊、雪豹、大熊猫、白暨豚、江豚和大量候鸟都需要大规模的栖息地保护和连接。其中,鱼对连通性要求特别高——如果河水不流,就会影响它们的栖息地。
因此,谢衍建议中国集中各种自然保护区的力量,制定统一的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以弥补保护方面的差距,形成自然保护区网络。
为应对严重的猎鸟事件,10月底,中国30多个爱鸟组织联合向国家林业局发出公开信,呼吁打破地区界限,建立候鸟通道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11月25日,该信的起草人刘会理表示,国家林业局已经做出答复,要求国家林业系统加强对候鸟通道的保护。
捍卫“中国生态安全底线”
据谢衍称,自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已有2600多个,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5%。虽然保护地面积越来越大,但在系统规划上仍存在许多严重的空白。放牧、采药和偷猎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区非常普遍,大规模的干扰活动,如修路和筑坝也时有发生。
她还说,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执法权属于不同的部门。例如,建设项目的选址和施工许可须经住房和建设部批准;市场经营许可证应当涉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执法由森林*负责;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由渔业部门负责;森林行政执法由林业部门负责;海洋和淡水生物资源的管理由渔业部门负责;捕捞许可证和水面使用许可证由渔政部门核发;草原管理由畜牧部门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部门都无法完成对自然保护区的全面综合执法。因此,大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没有实际或全面的执法权力。因此,在具体执法工作中,与相应执法单位的沟通与合作存在障碍。这是中国自然保护区违法活动猖獗、执法不力的主要原因。
谢衍是“自然保护立法研究小组”的首席协调员,该小组由生物多样性、法律、动物保护和其他领域的近100名研究人员组成。该小组最大的愿望是国家对自然保护区进行全面立法,通过颁布《自然保护区法》建立合理的分类和区划制度,保障保护和管理机构的人员、资金和执法权,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谢衍表示,立法的目标不仅是保护自然保护区,也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生态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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