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会＂误国＂：王衍的追悔被构建成最重要的历史佐证

清谈,就魏晋时期而言,通常被视为魏晋玄学的同义语,亦称“玄谈”、“谈玄”、“清言”等。清谈不是官方为解决某个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而组织的辩论,而是士人之间自发组织的学术思想讨论。早在魏晋之前,辩论求理之风就长期存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东汉时期的“夺席谈经”,都是士人间的思想学术辩论活动。魏晋清谈显然直接承继了东汉后期“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清议运动,但魏晋名士们却不再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转而通过*平等的论辩,运用“得意忘言”的学术方法创造性地重新解释经典,以“本末体用”关系将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融为一体,开创了新的学术思潮。

清谈不仅是魏晋时期士人的一种学术交流方式,也是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士人在乐此不疲的辩论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魏晋风度。魏晋时期的名士,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高自标置,“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箕踞啸歌,白眼世俗,居丧食肉,临吊抚琴,纵酒酣畅,放荡形骸。正是名士们这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真情、超逸、洒脱的精神境界,使得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显得有点“另类”,而这种“另类”恰好出现在“神州陆沉”、“中朝倾覆”的特殊历史时代,那么,人们自然就会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关系,这种历史逻辑关系就表现为“清谈误国论”。

“清谈误国论”萌发于晋武帝继位之初,首先发难者是傅玄。在《举清远疏》中,傅玄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傅玄所说的“虚无放诞之论”就是指正始以来以何晏、王弼及“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清谈活动,在他看来,这些清谈活动,使得崇尚“风节”的汉代清议精神不再,朝廷无“清远有礼之臣”,而这是一种亡国之兆,即疏中所称的“亡秦之病”。这段文字屡被称引,通常被视为“清谈误国论”的滥觞。傅玄就其政治立场而言,属于“礼法之士”,这一群体多为魏晋禅代之际依附、投靠司马氏政权的当权者,而就其学术思想而言则是两汉经学之余续,他们通常以儒学正统自居。傅玄对清谈的指责,是曹魏后期政治舞台上“清谈名士”与“礼法之士”两种政治*之间相互较量的延续,因此,他所谓的“亡秦之病”并不是一种历史真实,而是基于学术思想、政治立场差异的一方攻讦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