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专家学者探讨:教育国际化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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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陈彬
杨锐的第一篇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论文是用中文写的。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刚刚从硕士学位毕业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瑞来到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告诉他的导师,他想写一篇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论文。老师认为这个话题很好,但是杨瑞自己却不坚定。他担心,当他的博士论文完成时,“国际化”这个话题可能已经“无话可说”。
事实证明,杨瑞当年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直到20年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话题仍然太多。而且,“与20年前相比,国内外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改变了国际化的方式甚至定义”
前不久,已经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的杨瑞,参加了由西南交通大学主办的“大学国际化发展活力、特色、共赢国际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来自国内外和杨瑞的几十位专家学者讨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
名单
为了组织这次论坛,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学院院长、该校国际评估研究中心教授严已经忙碌了几天。对于严月琴来说,国际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被浓缩成一个列表,这就是她编辑并在本次论坛上发布的“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URI-2016)”。
严月琴带领研究小组在2013年开始对国内大学的国际化水平进行排名,今年的发布已经是他们编制的第四个排名。几个列表相互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总的来说,国内大学国际化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985工程”大学仍然优于“211工程”大学。东部地区的大学比其他地区的好。去北方的其他城市大学好好学习。”严月琴举例说,今年排名前十的都是“985工程”大学。九所大学位于东部;另外六个人来自北京和上海。
必须承认,大学之间国际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大学越来越重视国际化。在调查中,研究小组发现几乎100%的样本大学都制定了国际化发展战略。该大学一半以上的人才培养目标都提出了国际化的愿景。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对教师提出了明确的国际化要求。
然而,还有另一组数据。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参与调查的100多所大学是否有外语选修系统。最终,只有19所大学填写了“是”。严月琴说,他们还询问了115所样本大学校园网的外语网站建设情况,包括学校的外语网站、行政部门的外语网站和二级学院的外语网站。最终结果显示,93所大学都有外语网站。在22所没有的大学中,有3所直接跳到了国际部的网站上。在拥有外语网站的93所大学中,有19所大学在2016年没有更新网站。
“国际事务部是大学管理部门中最重要的外语交流窗口,但只有47所大学的国际事务部有外语网页。”阎月琴说道。
在制定庞大的国际化战略时,我们应该先冷静下来,做一些更具体的工作吗?
融合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最基本、最具体的工作无疑是为学生教授每一堂课。因此,国际化在教学中的直接体现就是课程的国际化。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副校长贝蒂·里斯一直从事课程国际化的研究。她认为,所谓的课程国际化实际上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融合国际跨文化,并将其纳入课程内容,这反映在对学习成绩、教学方法和学习专业所需的支持服务的评估中。
“例如,护理专业,国际课程不仅应该教学生如何专业工作,还应该让他们知道如何照顾不同文化背景的病人。因此,我们需要从本科教育和学术教育开始,并将从不同文化背景中学习纳入课程。”Risker说。
应该注意的是,国际化课程不应该只提供“不连贯的个人活动”。换句话说,课程国际化不应该仅仅包括一些学生的海外学习和交流工作。即使是这样的工作,它的重点不仅应该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而且应该集中在他们如何与当地学生互动,以及他们如何融入当地文化的校园。“我们不能只招聘一些国际教师来教英语。这可能有用,但远远不够。”
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程对risque的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中国,许多高校在国际学生交流工作中注重项目管理,但在我看来,我们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的融合和交流。”程星在他的演讲中说,即使我们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来学校,但如果我们只是把他们放在留学生楼里,让他们“自娱自乐”,那么我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取得。“当外国学生来到学校时,我们必须做的应该是为当地学生创造各种机会与他们交流。只有当他们相互交流时,才能有真正的接触和融合。”
一种选择
事实上,“吸引更多的学生到学校”是负责国际招生的程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这个原因,他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乘坐国际航班的程星会问自己,在飞机上每天这样“折腾”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考虑一下,但最终目标只有一个——为学生服务。”他说,因此,在高校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利益。
程星认为,许多高校都有一种误解,认为他们应该做别人做的事。然而,事实上,学校的战略规划应该有一定的针对性。更重要的是,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在使用它之前,必须清楚地思考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国际化战略也不例外。
“对于高校来说,国际化战略可以概括为两类——走出去和邀请进来。前者是把学生送出去,让他们成为交换学生。后者是更密集的国际招生。”程星说,然而,正是因为有限的学校资源,如何集中两个是非常关键的。
对此,程星表示,如果高校资源相对丰富,希望学生出国,可以投入更多资源组织学生出国交流。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资源有限,不能支持大多数海外学生的交流,最好选择吸引更多的海外留学生。“这实际上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国际学生的到来可能会影响到周围的一群本地学生。尽管这些学生四年来没有真正出国,但他们与外国学生的接触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化。”
程星在讲话中还提醒,大学国际化战略的选择也应考虑学生的家庭收入。“许多大学实际上都遇到了问题。如果你送一个学生出国,大学的钱是多少,父母的钱是多少?事实上,大多数学生的费用来自他们的家庭。因此,可以说“走出去”将惠及更多高收入家庭,“请进”将惠及更多低收入家庭。
系统
杨瑞对所谓的学生交流也有自己的看法。
“目前,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国际化更多地取决于交换学生的数量或科研合作项目的数量。但对中国来说,最根本的是文化,如何建立新的知识价值体系。”他说。
对许多人来说,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过程,至少这个过程并不痛苦,但杨瑞不这么认为。
“从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那天起,它走向世界的过程就被西方列强所强迫。正因为如此,在非西方大学中,身体(运营管理系统)和灵魂(文化价值系统)是分裂的——身体是西方化的,而灵魂是东方的。在这方面,即使是香港的大学也不例外。」杨瑞说道。
不可避免地,西方组织结构与传统文化主导的文化价值体系之间会出现矛盾,这也导致非西方大学服务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效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在杨瑞看来,非西方大学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是建立一个属于国家的新的知识价值体系。"这种制度能使中国人安定下来."
长期以来,杨瑞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确实发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
“具体来说,当你观察东亚的一些顶尖大学时,你会发现,即使一些助理教授对西方知识范式相当熟悉,他们也会对自己的社会有一定程度的信心。”杨瑞曾经采访过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的一位副教授。在采访中,这位副教授一方面介绍了西方主要学者在其专业领域的主要观点,同时,他对自己的社会也有很强的使命感。
“学者们可以在非常熟悉西方社会的同时关注和了解当地社会。这种现象只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最好的大学中比较普遍。事实上,只有在非常熟悉两种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知识价值体系,这里的学者才能慢慢找到一个生活的地方。”杨锐表示,国际化的确是我们的长期希望。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的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最强大的文化。这是我们的使命。当这些迹象已经出现时,我们如何促进它们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科学日报》(第五版《大学周刊》,2016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