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锁”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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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两个细,三个硬”是现行国家标准中最明显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性,也影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而自主空间的缩小也相应地降低了创新的可能性。
这位是记者文彩飞
你是来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一书的吗?这些天的电话都是为了询问(这本书) ...在电话的一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收到了这条信息,并告诉了《中国科学报》的记者。
1月30日,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颜屋表示,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涵盖了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全部92个本科专业和587个专业,涉及全国高校56000多个专业。
据说这是我国*向全国和世界颁布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寒假期间,许多关心新学期开始后专业建设的老师都争相询问高校的出版情况。事实上,甚至在这些调查之前,国家标准的问题就已经在高等教育界引起了争议。其中不乏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标准的制定会不会影响创新人才的培养?
“种瓜得豆”的概率下降了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三体文明用两个智者锁住了地球科技的进步。人类要想在科学技术上取得质的进步,就必须通过粒子加速器来研究微观粒子结构,而智子的出现扰乱了微观粒子的研究成果,从而从根本上阻碍了技术进步。
据悉,国家标准的颁布是为了规范本科专业的基本教学行为,这是一个绕到底的标准。后期将陆续发布合格标准和优秀标准,共三级认证。然而,它是否会客观地影响其“有保证的底部和无上限”的主张,尤其是“无上限”的主张,令人怀疑。
中国教育学院的研究员楚·赵辉指出,“一个多,两个多,三个多”是现行国家标准中最明显的问题,涉及92个本科专业和587个专业。从以前的主要类别的要求,现在它已经进一步到专业。精细,要求具体细致,这使得一些学校在某些方面难以达到。刚性要求高校实施,否则会影响专业设置。“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性,也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而自主空间的缩小相应地降低了创新的可能性。”
尤其是文科人才的出现充满了诸多变数,这让楚赵辉有着很深的感触。当他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羡慕他的教育专业的同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只学习教育的学生解决了问题,他们对问题的判断很难跟上时代。相反,学习物理在教育领域一直激励着他。“国家标准在未来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教育学专业学生在那一年会遇到的问题。”
在他看来,人才特别是文科人才成长的第一要素是自主性,即积极确定自己成长的发展方向,而高校只是为他们提供条件。
这不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员陆晓东举了一个例子。事实上,放弃医学成为学者的冯唐和出生在外语系并最终成为“国际刑警终身名誉副主席和中国警察协会副主席”的朱恩涛也是如此“创新人才的产生充满不确定性,而国家标准将不确定性转化为更明确的行为,这与《三体》中的智口非常相似,降低了种瓜种豆的概率,降低了创新人才出现“怪癖”的概率。"
工业生产的逻辑
目前,高校工程新课程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新工程的推进也将催生一批“计算机+”专业,加号后面的未知将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秘密环境。
然而,这一次各地的国家标准完全不同于新工程的逻辑。“国家标准的逻辑源于工业生产的逻辑,而‘制造机器’的标准是以‘教育人’为标准的。”陆晓东解释说,所谓的“质量标准”是工业产品生产、检验和评价的技术基础。它包括多环节、系统的质量保证标准和管理规范,是一种明确的行为。
他认为,国家标准更适合培养行为技能型专业,如高职专业、本科军事专业、工程专业、医学专业等。“应用的先决条件是职业领域处于范式的稳定时期,即知识和技术非常稳定的时期。”
然而,随着颠覆性技术的不断出现,人们对国家标准的颁布非常担忧。例如,陆晓东说,一名感光材料专业的学生已经按照国家标准掌握了专业知识。毕业后,他受雇于柯达公司,该领域最好的公司。随着行业的萧条,他现在可能已经失业了。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侯指出,国家标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太可能在两三年内改变。“没有规章制度,教师在更新课堂知识时可能会更加灵活;统一规定颁布后,教师讲授“旧知识继续,新知识不能进入”的情况将继续,仅限于学时数。
这并不是否认“自下而上”标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甚至“回归教学”也需要特别强调。在采访中,许多高校教师告诉记者,第二和第三学院迫切需要质量标准,以改变职业教育注水的现状。这是国家标准的开始,高校争相购买图书。
只有“一个多、两个多、三个薄、三个硬”的国家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差异和灵活性褚赵辉说,例如,东西方大学、综合大学和单学科大学、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与普通大学在外部环境和标准上的差异;如国外大学的专业认证,一种可能性是无法实现的,在某些条件下,还有一种或多种其他可能性来实现互补的灵活性。
*推动的国家标准
不久前,楚赵辉参观了一所职业高中。学校资金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根据财务规定,每位教师的培训费用只有几百元,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教育部和财政部都有自己的标准,不同部门的标准会互相竞争,那么谁来执行呢?”目前没有解决办法。
“一刀切标准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谁来管理大学,是管理型大学还是专业型大学?”楚赵辉说道。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和教育部对高校专业设置和建设提出了一些要求,但还没有达到国家标准。这一次花了4年时间,虽然许多论点的国家标准被一些学者搁置,形成争论和听取反对意见,但最终在*的推动下颁布。
戴着国家标准的“高帽子”实际上增加了高校教师创新的阻力。陆晓东给大学教师上课,一些观点经常被教务处的教师质疑为“不符合教学委员会的规定”。
“事实上,大学教师并不积极创新,因为创新更加困难和费力,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冒很大风险。它现在被称为国家标准,高于教学和研究委员会的权威,它为教师不创新提供了更系统的基础。”陆晓东说:“想象一下,如果大学里的几位顶尖教师在专业课程中提出了创新理念和行动路线,但大多数其他教师和管理人员却提出:‘你的创新理念根本不符合国家标准。"在基层,那几个老师还能坚持创新吗?"
道教强调“无为而治”。在陆晓东看来,创新的生态应该是教育部的“无为”和“无为”。它应该为高校的创新发展和缓慢而坚实的进步提供*空间,促进高校的自我发展和进步,从而在冲突后相互协调,形成自我约束、不断进步和多元化的创新生态。"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想但不现实的世界."他有些悲观地说。
侯认为,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一个良好的教学生态和文化可以在国家层面的反复强调和推广下逐步建立起来。“如果政策实施得当,我们可以预期大学的教学管理将更加透明和有序,教学支持将得到更大的制度保障,对教师教学行为的监督和促进将更加有依据,学生也将受益于更可预测的教学环境。"
*应为实施提供保障
在国家标准发布的同时,颜屋表示不能搁置该标准,并表示新的教学与参考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学好国家标准,用国家标准指导全国高校进行专业建设。
相应地,实施的难度也是专家们在这次访谈*同关心的问题。记者了解到,这一国家标准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既有“定性”又有“定量”的特点。它不仅对各种专业标准提出了定性要求,还包含了必要的定量指标。
“定量和非定量的结合是为了反映标准的灵活性。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可能有两个极端——量化部分太死板,而非量化部分是伪造的。”侯对说道。例如,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理解,即如何通过规定教学设施和设备应得到充分保护来判断行政级别的“充足”和“不足”。图书资源不能按照传统标准进行分配。在无纸时代,电子资源越来越多。过多的规章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不恰当的处理很容易成为操作层面的制约因素."
此外,支持*改革需要更多相应的制度保障和资源配置。侯说,如果这两个方面不跟进,更多的自上而下的规定会给一线教师“额外工作”的感觉,系统的实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阻力。
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当*施加压力时,大学和教师可以自动转变为权力。“*应该为政策的实施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而不是简单地要求大学和教师做出承诺,更重要的是,它应该包括*自身角色的转变。”侯对说道。
然而,*习惯性地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很少考虑在决策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对大学教学的支持应该是国家标准的一部分。国家标准的实施需要配套政策,特别是明确*、大学和教师在确保大学教学质量方面的责任。这样,不仅便于新政策的实施,而且在将来发现问题时,更容易确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侯对说道。
《中国科学日报》(2018-02-06第5版《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