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批判学派

传播学批判学派即欧洲批判学派，注重从宏观上研究传播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关注人文、理想，对资本主义*下的*和传播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传播学批判学派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兴起，其渊源有两个: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WesternMarxism),是在秉承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简介

传播学的批判学派（criticalschool）是现代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之一，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学术立场上都与经验学派有着很大的区别。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之间的大辩论曾经是传播学研究瞩目的焦点。经过这场大辩论，双方在方法论上虽然有所接近，但在社会观和传播观上依然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分歧。

2、学派由来

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1923年，几乎在美国开始经验性传播研究的同时，欧洲一部分学者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T.W.阿多诺等人。在德国法西斯*上台后，“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33年迁到日内瓦，1934年又迁到美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战后于1949年重新迁回法兰克福，成为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翼运动的理论据点。

3、学术立场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一开始就对美国传播学的实用主义和实证态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根据阿多诺的回忆，他在1938年曾应拉扎斯菲尔德的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广播研究室担任音乐部门的负责人，在这里，他在两个方面感到“很不适应”。

第一，研究室是由洛克菲勒财团赞助的，进行的各种研究都有为商业广播资本服务的实用目的，并且不允许批评美国

现存的资本主义商业广播制度。

第二，研究室所采用的经验性研究方法有很大问题，学者们仅仅对“数据”感兴趣，把数据看做是“科学的本质”，社会理论只不过是“从数据的整理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而对阿多诺来说，“把实验对象的反应看做是社会科学知识之最终源泉的研究方法是极为肤浅的”，数据只不过是证明社会理论的正确性的附属现象而已。在普林斯顿大学广播研究所期间，阿多诺依然坚持自己的批判态度和辩证的分析方法，因此引起了商业广播资本的不满。1939年秋，洛克菲勒财团停止了对该音乐研究项目的资助，阿多诺也因此离开了这个研究室。

西奥多·阿多诺

阿多诺的这段经历，曾得到了拉扎斯菲尔德的证实。实际上，最早把坚持反实用主义、反实证主义立场的传播学者称为“批判学者”的，正是拉扎斯菲尔德。1941年，拉氏在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传播学中的管理研究和批判研究》的文章，首次提出了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分歧与对立。根据拉氏的观点，所谓“管理研究”也就是经验性研究，它们虽然是在一些公共机构的赞助下进行的，但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推销商品或推行*的政策，也是为了解决具有燃眉之急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如研究广播对政治纷争及其缓和的影响等，就具有这种意义。另一方面，他认为“批判研究”则不同，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是为了研究现代社会的一般趋势以及人的基本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具体来说，

（1）批判学者认为“促销文化（promotionalculture）”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倾向；

（2）他们着重分析大众传媒是怎样表现和强化这一倾向的；

（3）关心的焦点是资本主义垄断媒介是如何剥夺了人的尊严和*的；

（4）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讨恢复这些被剥夺的人的基本价值的方法和途径。

作为经验学派旗手的拉扎斯菲尔德敏锐地意识到，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恐怕不是方法论之争，相反，他在当时就预见到了辩证分析法和经验研究法具有统合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分歧的关键在于社会观的对立，事实也正是如此。正因为经验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多元社会，只要实现多元利益的协调和平衡便能够消除社会矛盾，那么自然会把传播看做是控制人的行为和实现社会“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批判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连同其传播制度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大众传媒在本质上是少数垄断资本对大多数人实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

4、社会观

英国广播大学的学者们对批判学派的社会观曾经做了如下概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支配的社会。大众传媒是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一环，它们越来越集中于垄断资本手中并为其利益服务。大众传播媒介中的专业工作者在沉浸在“自治”幻想中的同时，不断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价值规范的熏陶，有着越来越被其同化的倾向。大众传播媒介在总体上是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中转传播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大众传播的受众时时想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却无法拥有自己的传播工具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无法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相抗衡。不难看出，与经验学派在现存制度内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对策的立场相比，批判学派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为变革对象的。罗杰斯曾经承认，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都关心传播的社会控制作用：经验学派的核心课题是“如何”控制或“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控制；而批判学派关心的焦点则是“谁在控制”、“为什么存在着支配与控制”以及“为了谁的利益进行控制”。这种学术关心的不同，显然是由他们的社会观和意识形态立场所决定的。

5、主要流派

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课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差异，批判学派实际上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包含了许多派别。这些流派各持一说、自成一派，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都反对美国的经验学派。

政治经济学派

其代表是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格尔丁等人。该学派依据马克思关于若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则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与控制的现状。20世纪70年代以后，默多克等人撰写了大量论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与阶级关系、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政治经济学派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例如，默多克和格尔丁曾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71%的日报和74%的电视台、78%的电影、70%的书籍以及65%的唱片发行是由各行业中5家最大的企业控制的”，这种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依然在不断加剧。

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正是垄断资本控制着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明证，大众传媒的活动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政治经济学派学者主要从所有制关系和经济结构上来揭示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的内在矛盾和制度的非合理性，对于传播内容本身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学派

也称伯明翰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尔、D.莫利等人为代表。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都塞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

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统治秩序，必须要有维持、形成和创造社会“合意”的机制或“装置”。过去，这种装置主要是由学校、家庭和教会来充任的，在现代社会其重心则移向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意识形态装置”具有二律背反的功能：一方面，它以“不偏不党”或社会纠纷“仲裁者”、普遍利益“代表者”的面目出现，提高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它通过消除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保证其对政治权利的支配，与此同时则通过阻碍被统治阶级的觉醒和组织化过程而把他们排除在*之外。

斯图亚特·霍尔

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

“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二，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

第三，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meaningsystem）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来说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

第四，尽管如此，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却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preferred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做出完全相反的理解。

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text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学派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霸权”（hegemony）一词，原指国家的霸权或政治运动的主导权，由意大利*的创始人A.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最早作为社会分析的一个主概念加以使用。葛兰西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做是作为“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而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

葛兰西

批判学派的学者继承了葛兰西的这个观点，把“霸权”看做是支配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社会主导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能力，而实现“霸权”的手段不是通过直接的高压政策，而是通过决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向，使被支配阶级对现有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认同或从属意识。换句话说，批判学者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支配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利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制度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霸权装置”之一。大众传媒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和广告活动，把支配阶级的特殊利益描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操作形成“同意”或“社会合意”，但这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合意”，因为它掩盖了阶级支配的实质。一些批判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大众传媒的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化”，把它表现为“正常的”、“无可争议的”、“人性的”产物，而把对立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描述为“怪僻的”、“无意义的”或“不可想象的”东西。他们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宗旨，就是揭露这种“虚假的合意”，唤起受众的觉醒，推动社会变革。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J.哈贝马斯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贝马斯在批判地继承阿多诺、霍克海默等第一代学者观点的基础上，针对后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的变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其代表

哈贝马斯

作是1962年出版的《公共性的结构转换》和1968年出版的《传播行为理论》。在这两部著作中，哈贝马斯提出通过改善“传播的合理性”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工具合理性”，这一合理化过程不仅带来了对自然的支配和操作能力的扩大，而且也强化了社会的支配结构和支配关系。哈贝马斯反对导致人的异化的片面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场，提倡“综合的合理性”，即主张通过扩展“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传播关系”来改革社会，建立基于“理性合意”的新型社会关系。哈贝马斯主要以社会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方法来探索传播与社会变革问题，其中包含着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批判，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他的传播观中带有明显的“普遍主义”和“伦理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