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BorisMikhailovitchShaposhnikov,1882年10月2日—1945年3月26日),苏联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苏联元帅(1940),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第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毕业于沙俄总参军事学院,在一战时就是上校,在1928年至1931年、1937年至1940年和1941年至1942年三次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性格温和,博学多才,深受斯大林敬重,是第一个被斯大林称呼全名的人(第二位是罗科索夫斯基)。1940年晋升苏联元帅。组织了莫斯科反攻作战,后因病申请退养,但仍保留了副国防人民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主管军事工程和防御工事。获列宁勋章3枚,红旗勋章2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枚,红星勋章2枚,奖章多枚。高级步校和莫斯科一街道,以其名字命名。葬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1、生平
早年
苏联元帅,军事理论家沙波什尼科夫生于兹拉托乌斯特(今属车里雅宾斯克州)。1901年开始服兵役。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校(1903年,同年他在沙皇军队里当军官)和尼古拉总参军事学院(1910年)。1903年曾在土耳其斯坦军区和华沙军区担任过指挥和参谋职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10月起任上校团长。1917年12月在高加索掷弹兵师部队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该师师长。1918年参加苏军。
国内战争
国内战争时期,始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助理,后任*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情报部部长。1919年3月起任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参谋长,8月起任*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情报部部长,10月起任作战部部长。参与制定了1919年10月对邓尼金军队的反攻作战计划,并为1920年西南方面军、西方面军和克里木地区战局计划的制定者之一。因参与制定了粉碎国内反革命和武装干涉军各项重大战略计划,并积极致力于计划的实施,荣获红旗勋章。
和平时代
国内战争后,1921年2月起任工农红军第一副参谋长。1925—1928年先后任列宁格勒军区和莫斯科军区司令。在二十年代里,他笔耕不辍,写了《军队的头脑》一书,以及其他有关军事编制和战略的基本读物。1928—1931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长。期间于1930年加入苏联*。1931—1932年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1932—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7年5月起任总参谋长。1939年起为联共(布)*候补委员。苏芬战争初期,他拟定了一个正确的作战计划,却被斯大林否决,结果遭受很大损失。苏芬战争后,斯大林着手对军队进行调整,伏罗希洛夫和谢苗·布琼尼都被调任,沙波什尼科夫的待遇则不同,他思路广阔,头脑敏锐,善于分析,谦虚宽厚,纪律严明,继续受到斯大林的重用。1940年8月起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
在1940年苏联紧张备战时,斯大林让副国防人民委员沙波什尼科夫就德国入侵可能采用什么计划,起草一份全面的参谋报告。沙波什尼科夫在报告中认为,德国的主攻方向将在波罗的海和普里皮特沼泽地之间,针对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在同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仔细听取了这一汇报,却对它不以为然,认为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是西南方向,否决了这一由沙波什尼科夫做出的报告。斯大林的这一错误判断,对苏德战争初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卫国战争
1941年7月21—30日他任西方向参谋长(辅佐谢苗·铁木辛哥),后接替脾气火暴的格奥尔吉·朱可夫复任总参谋长,在其直接参与下制订了苏军1941—1942年准备和实施的一些重大战役(斯摩棱斯克战役、1941年底一1942年初苏军的冬季反攻和总攻)的作战方案。为此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他虽然深受斯大林敬重,斯大林总是尊敬地称呼沙波什尼科夫的名字和父名“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是当着斯大林的面唯一被允许抽烟的人,但性格偏于软弱,遇事不敢力争,他不同意斯大林的1942年夏季反攻计划,又无法阻止,1942年5月以身体多病,不适应剧烈的战争活动为由,推荐弟子华西列夫斯基接任总参谋长,改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养病。1943年6月—1945年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1945年3月26日病逝。
2、人物评价
他谙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丰富的司令部工作和指挥部队的实践经验,对苏联武装力量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巩固和完善武装力量及培养军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和总结国内战争的作战经验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参加了条令制定委员会的工作,这些条令反映了苏联军事理论的基本原则。他在《军队的大脑》这部具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中,阐述了关于未来战争性质的基本观点,深刻揭示了指导现代化战争的特征,提供了作为最高统帅部指挥武装力量机关的总参谋部的作用、职能和机构的广泛知识。卫国战争年代总参谋部的活动,证明了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和观点的正确性。
3、著作
《在维斯瓦河》,莫斯科1924年版;《军队的大脑》,1—3册(80万字),莫斯科1927—1929年版;《回忆录和军事科学论文》,莫斯科1974年版。
在《军队的大脑》一书中作者从宏观决策的高层次,深入探讨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乃至“战争与综合国力”等课题之后,提出了“武装力量应具有统一的军事领导*”的科学结论。他认为,*应是军事领导*的最高统帅部,作为军队大脑的总参谋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指挥军队的原则,具体负责有关军事作战方面的全部工作,而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战争准备工作,应由*及下属各部门去统管。否则,就将违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科学原理,造成“政治是战争的继续”的荒谬现实。但是,总参谋部对战争的政治、经济、外交计划的全部问题都必须加以充分的考虑,反对所谓军人不过问政治的错误观点。只有这样,总参谋部才能由以往统帅身边的谋士演变成国家的军队大脑,其地位才能明显地提高。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导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了最高统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