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是中国河南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由于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裴李岗文化是汉族先民在黄河流域创造的古老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来源。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证明早在8000年前，汉族的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这个时期，已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重要遗址还包括临汝中山寨遗址、长葛石固遗址等。综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实验室对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木炭标本测定的年代结果，裴李岗文化的年代距今约7000-8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

中文名：裴李岗文化

地址：中国河南省

类型：新石器时期文化

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

文化年代：距今约7600-5900年

1、文化发现

1977年发现的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和1921年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半个世纪以来新的考古材料证明，这两种文化在中国河南省有着广泛的分布，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发展。

裴李岗文化是以1977年起发掘的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为代表而得名。实际上，早在1958年，在配合漯河市火电厂的发掘中就发现了裴李岗文化遗存，但一度把该文化归入仰韶文化的范畴而未能辨认。1959年曾在洛阳偃师涧沟发现石磨盘一套，1965年，在新郑县裴李岗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1977年，开封地区文管会和新郑县文管会又在裴李岗村发现了舌状形石铲和泥质红陶双耳壶，初步认识到这是有别于仰韶文化的史前遗物。同年，上述两单位随即开始对裴李岗遗址的第一次小型发掘。此后，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发掘。裴李岗遗址及其一批同类遗址，具有特征明显的器物群，加上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为距今7000余年，认识到它是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的文化类型，大约70年代末期，提出裴李岗文化命名。这是中国确切认识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的肇始。

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新郑县裴李岗，故名。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豫北、豫南也有发现。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制作精致，其中带锯齿刃石镰、长条形扁平的双弧刃石铲和鞋底形四足石磨盘(附磨棒)最为典型，也有打制的刮削器等。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粗红陶为主，均为手制，烧成温度较低；多素面，有少量磨光或饰以篦点纹；典型的器形是三足钵和半月形双耳壶。当时已形成定居的聚落。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饲养猪、狗等家畜，并以采集渔猎为辅。碳14法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600年～公元前4900年，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先驱。

2、简介

裴李岗文化遗址发掘现场

从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来看，当地人已经懂得畜牧和耕种。他们会在田里种植小米，又会在家里养猪。而当地文明是现时中国已知的最早期陶器文明。

陶器以泥质红陶数量最多，占陶器总数的68%以上，夹砂红陶次之，占总数的28%以上，泥质灰陶最少。陶器均为手制，大多为泥条盘筑。有纹饰的器物较少。石器以磨制为主，有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等。

房屋均为半地穴式建筑，以圆形为主，亦有较少的方形房屋，有阶梯式门道。是新石器时期中国黄河流域一带的一个中原文化，由于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根据考古学家对于在1977年首次挖掘的文明的鉴证，当地文化平均开始于公元前5千年，最早的甚至远至公元前8千年。

3、分布区域

迄今，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已达100余处，分布在河南境内的40多个县、市，少者一处，多者八九处。其中，黄河南岸的豫中地区较为集中，豫西山地的浅山丘陵地带和豫南的大部分地区也有分布。北到黄河以北的安阳地区，南到与湖北相邻的信阳地区，西到洛河、淅川上游的卢氏，东到惠济河流域和颍河流域的杞县、项城地区。裴李岗文化遗址的面积不大，小的为数千平方米，大的可为10000或数万平方米，一处单纯的裴李岗文化堆积层的平均厚度多在1米左右。如果一处遗址既包含有裴李岗文化，也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时期文化，其面积一般在数万到十余万平方米，文化堆积也相对厚一些。

裴李岗文化遗址分布图

从地质构造上看，河南省广大地区是以华北陆台为基础的。由于地质运动史上的无数次升隆，造成了很多山间盆地和谷地，如在豫西有伊洛盆地、汝颖谷地、溱淆谷地等等；太行山以东有林县盆地；嵩山以东，是黄河冲积平原。俯瞰整个中州大地，到处似乎是平畴沃野，但从小区域上观察，则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土岗沟壑。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诸氏族部落，就大多生活在靠近各个河流的岗丘上。这一带第四纪黄土广泛覆盖，尤其是豫东平原，黄河冲积的次生黄土非常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据气象学方面的研究，在距今2500—8000年的全新世中期，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粟作农业的起源很可能就在这里发生。

裴李岗文化的典型遗址除裴李岗外，还有新郑的沙窝李和唐户村，新密莪沟，长葛岗河，临汝中山寨，许昌丁集，郏县水泉，巩县铁生沟等等，不下40余处。碳14断代为公元前6200年至前5500年前后，经历了700年的发展而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

4、发现

裴李岗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学，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之一。20世纪50年代后，在新郑县新村乡的裴李岗村一带，陆续出土一些石斧、石铲和石磨盘等。1977年至1982年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新郑县的裴李岗、唐户和沙窝李遗址进行发掘，其中对裴李岗和沙窝李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3550多平方米，清理墓葬146座、灰坑44个、陶窑1座，获磨制石器212件、陶器299件。其他还有房基、窖穴、骨器和动植物残存等。考古学家将此种文化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其年代约在8000年前左右。从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文物内涵分析，考古学家认为中国的农业革命最早在这里发生，裴李岗居民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处于以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以家庭饲养和渔猎业为辅的母系氏族社会。它与同时期的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和陕西华阴县的老官台文化相比，处于领先地位。继新郑县的裴李岗诸遗址发掘后，考古学者又在河南省境内发现100多处此类文化遗址。2001年，新郑市的裴李岗遗址被公布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河南省十大考古大发现之一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50年代，新郑县城北8公里处裴李岗村一带农民在田野耕种时，不断挖出一些石斧、石铲、石磨盘等，不知为何物，常用作垒鸡舍猪圈，或坐石，或随处丢弃。60年代初，农民平整土地又出土大量石磨盘、石磨棒等，开始引起河南省考古界的注意，仅意识为原始社会时期遗物，但不知其具体考古学文化年代。1972年2月29日，《河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介绍河南出土文物，其中有1965年在新郑县裴李岗村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并附有照片，笼统地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遗物。同年，裴李岗村修建提灌站，在施工中，挖掘出一些石器和许多陶器，引起考古界的更大关注。

红陶小口折肩环底双耳壶

5、命名

1977年4月，第一次在裴李岗遗址发掘的8座墓葬和出土的石器、陶器等器物与仰韶文化时期的葬式、葬俗和出土的石器、陶器等进行对比，发现其特征不同，考古工作者初步认为裴李岗遗物为新的古文化遗存。1978年，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撰文《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当年《考古》第二期上发表，提出将裴李岗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但是这一提法，被《考古》编辑部给删除了。这在当时被许多考古界人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裴李岗遗址仅经过试掘，考古资料还不很充分。在裴李岗遗址发掘之前。1976年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已发掘，其资料与裴李岗遗址资料相比，既有共同性，也有区别，一些学者建议两地结合起来命名。

裴李岗遗址文化

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师陈旭在《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四期发表题为《仰韶文化渊源探索》文章，认为裴李岗与磁山遗存的文化面貌和特征有共性，也有差异性，而且共同性是主要的；共同性说明它们是同一种文化，差异性说明它们是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从整个文化面貌上看，磁山比裴李岗发展进步；从碳14测定的年代看，磁山遗址的年代晚于裴李岗遗址的年代，因此认为裴李岗与磁山是同一种文化中的两个不同类型，建议暂时统称为裴李岗文化，分别为裴李岗类型和磁山类型。陈旭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严文明则在1979年《考古》第一期上发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文章，也认为“裴李岗的器物特征与磁山大同小异”，“应划为一个考古文化，建议称为磁山文化”。

出土文物

1980年，河南博物馆馆长许顺湛在《河南文博通讯》第一期上发表《试论裴李岗文化》，也认为裴李岗和磁山遗存面貌相似，同属一种文化，应并称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是裴李岗文化的继承者。80年代之后，随着对裴李岗和磁山遗存的不断发掘，考古界对磁山和裴李岗的遗存研究更加深入，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它们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应分别称谓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并且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同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而裴李岗文化要比磁山文化更早些。

6、发展

大约一万年前，中华民族在整体上还处于蛮荒历史阶段的时期，在亚洲大陆东方的嵩山东部，以河南新郑为中心的地区，已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其主要标志是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是因它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北至太行山，南至大别山，东至豫东，西至豫西。许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在裴李岗文化时期，这里居住着一个少典氏族。他们在丘陵和台地上，用耒耜、石斧、石铲进行耕作，种植粟类作物，用石镰进行收割，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粟粮。还种植枣树、核桃树等。在木栅栏里和洞穴中饲养猪、狗、牛、羊、鹿、鸡、等。用鱼镖、骨簇从事渔猎生产。他们建有许多陶窑，烧制钵、缸、杯、壶、罐、瓮、盆、甑、碗、勺、鼎等。他们烧制的陶猪头、陶羊头和陶人头等艺术品形象逼真。他们已不再是像许多古书以及近现代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在丘岗临河处，住着单间、双开间、三开间或四开间的茅屋。男人们耕田、打猎、捕鱼；女人们加工粮食、饲养畜禽，还带着孩子在家里用鼎之类的陶器在灶上做饭、用陶纺轮和骨针等制作苎麻一类的衣服。除了生产之外，他们还有简单的文化生活，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契刻符号式的原始文字，用以记事，将烧制的陶器工艺品摆放在案头观赏。休息时，男人拿起石片、陶片和着七孔骨笛伴奏，那音律相当准确；女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发髻梳得高高的，头上插着骨笄，身上偑着骨饰和松绿石等，欢乐地跳舞，庆贺丰收或什么喜事。他们建有公共氏族墓地，小孩子死了就装在瓮里安葬，成年人死了不分男女，一律头南脚北安葬，还根据他们生前的功劳(一说贫富)和性别陪葬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等。这就是中原最古老的文明。

出土文物

7、文化意义

裴李岗文化，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文化艺术，在中国远古这块大地上，与同时期河北的磁山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相比，无不处于领先地位。考古学家赵世纲在他的《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中说：“西亚的新月形地带和中国的嵩山东麓，好像东西并列的两座灯塔，远在八千年前，同时期出现在亚洲的两翼，标志着东半球进入了‘农业革命’新时代的黎明时期。”慕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考古资料表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约在一万年左右，是新石器早期最先进的一种文化。苏先生提出的“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应该是指裴李岗一类的文化了。

裴李岗文化与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他类型一样存有细石残余，表明它与以河南灵井和陕西沙苑为代表的中石器遗存有着渊源关系。从建筑遗存、埋葬习俗、农业生产，特别是陶器形制、纹饰等方面考察，它与后来的仰韶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一般认为，仰韶文化中后冈类型是对裴李岗文化及磁山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裴李岗文化与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诸文化一起是仰韶文化的前身，故被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时期文化。

8、谜团

裴李岗文化是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文化，它的发现给中国的远古文明涂抹上一层神奇莫测的独特风采，使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及探索者们为之着迷。显然，在人类文明初露曙光之际，裴李岗人已经具有非凡的能力，他们利用自己笨拙的双手和从猿向人类过渡时期极为有限的智慧，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建立起古老的氏族村落，并将他们所创造出的辉煌灿烂的古老文明，作为一份珍贵的厚礼馈赠给万世子孙。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先民独自创造的伟大文明，它在中国古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在科学、农业或者是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裴李岗人所创造的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裴李岗文化，具有某种独特的精神面貌，与其后期的仰韶文化面貌迥然不同，大异其趣。它的发现究竟在向人们昭示着怎样的历史呢？

这片古老的土地，的确有着非凡的面貌和经历，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大概7000年前，这里的土壤就相当肥沃，遍地草木，水源丰富，因此先民们才选择在这里居住下来，过着轻松惬意的生活。站在岗脊，自东向西极目远眺，遗址由高向低跌落而下，经过一片慢坡和水势汹涌的双洎河相接。双洎河与溱河在裴李岗北部相汇后，向南流经遗址的西部，然后紧靠遗址南部折流向东，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河湾，遗址就环抱在河湾东北岸的台地上。遗址曲曲折折高出周围地面4米至5米，高出河床约25米。据考古学家们分析，当初的地貌应该与现在有所不同，水源可能更接近遗址边缘，便于原始人们的饮水和农用。遗址由西北向东南呈狭长状，而东西则较窄，总面积达两万平方米。

这里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幽秘禁地，浓绿色的麦苗，随风起伏，偶尔破云而出的阳光洒照在麦田里，闪烁着一片绿色的光芒，映衬着我们脚下褐色的土壤，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庄严神秘的氛围。虽然这里经过数千年的风雨荡涤，早期文明的遗迹已经淹没地下，但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永恒的历史，改变裴李岗人的存在。它也不会永远消失于茫茫的历史黑洞中，它会不失时机地向人类昭示自己的存在。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裴李岗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就经常发现一些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物，于是就把这些远古的遗物搬回家中充当捶布石、洗衣板或者是用来垫猪圈、垒院墙……

石磨盘最初的发现，一种情况是被滂沱大雨冲刷出来的，另一种是农民犁地时从地下翻出来的，再就是农民平整土地，取土时挖出来的。而谁也没有想过它究竟是何物，为什么地里会生出这些奇怪的东西来，更没有人想到过，这是一个消失的伟大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化精髓。它在永不停止地吟唱着它那个时代的精神，而它所蕴涵的深邃思想却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它注定要等到有人能掌握破解密码的钥匙后，才能重现它真实的面目。

石磨盘的发现逐渐引起文物界的关注，是原始社会晚期的遗物，为碾谷物的生产工具，但是没有说明具体时代。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而两头呈圆弧形，像鞋底状。石磨盘是用整块的砂岩石磨制而成的，正面稍凹，可能是长期使用造成的。大多石磨盘的底部有四个圆柱状的磨盘腿，高3至6厘米。石磨盘一般长70厘米左右，最长者可达1米，宽度一般为20厘米至30厘米。与其配套使用的是石磨棒，它的长度一般约30厘米至40厘米，直径6厘米左右。真是难以想像，7000年之前，在如此遥远的时代，人类就能够用整块的石板琢磨出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而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凝聚着原始人类高度智慧的生产工具，为什么在它以后的文化层中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呢？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不久，《河南日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新郑裴李岗村在平整土地时，一次发现石磨盘十多套，这些石磨盘经琢磨而成，平面看是前宽后窄的椭圆形，略呈鞋底状，盘底附有柱状的足。那么这些精致的石磨盘是什么时期的遗物？属于哪一种考古文化？为什么集中出现在裴李岗村？这些问题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考古工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并开始孜孜不倦地探索和研究这些石磨盘、石磨棒身上蕴藏着的文化含量。

1975年秋天，云湾大队西河李生产队社员李留明，在裴李岗犁地时发现石磨盘、石磨棒各一件。石磨盘侧立在墓主人的骨架旁，石磨棒置放在石磨盘的两个腿上。不久裴李岗生产南队社员李壬寅在岗上取土时发现两件石磨盘，均平放在墓室中，没有发现石磨棒。接着西河李社员李增泰在岗脊上犁地时发现石磨盘一件，侧立在墓室一旁，石磨棒搁置一边，紧挨石磨盘还放着一个陶罐，罐内盛满“鹅卵石”。据调查从1959年到1977年石磨盘解密之时，前后共发现40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