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逸群

恽逸群，中国文化、新闻界的杰出战士；恽逸群名钥勋，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905年1月生，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因家贫辍学；1925年参加*；1926年7月加入中国*；1932年，他投身新闻界，先后在上海《立报》、香港《生活日报》、上海《导报》、《译报》任编辑、总编辑等，并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建国后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1955年因所谓“潘、杨事件”被捕入狱，备受迫害折磨，1978年12月含冤逝世，终年73岁；1980年始获平反昭雪，1982年恢复党籍和名誉。

1、人物生平

恽逸群(1905年—1978年)，原名钥勋，字长安，逸群。1905年1月24日生，江苏阳湖上店镇寿山村(今武进马杭乡)人。

4岁入私塾，15岁进常州东吴第五小学中学预备班。16岁，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18岁，在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20岁，回家乡任小学教员。五卅*中参加*，任武进区、县党部常委。1927年7月加入中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家乡坚持地下斗争。以家中田产抵押，创办逸仙中学。任*武进县县委常委。1928年任*武进县委书记，被捕。出狱后组织农民协会。10月，任*宜兴县县委书记。1929年，在上海开办沪西外语补习学校，8月去浙江，在省立湘湖乡村师范任教。1930年，任*萧山县县委书记、*浙江特委秘书长。回家乡，在乡村师范任教，在灌云响水口中学任教。1932年8月，又到上海，进新声通讯社任记者，从此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2月，与陆诒等编辑《记者座谈》周刊。1935年8月，参加上海《立报》，先后任编辑、评论记者、主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立报》迁往香港，改任上海《大美报》编辑。1938年，任《导报》副刊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同时兼任《译报》总编辑。还为《华美晨报》、《大美报》、《循环报》撰写社论。1939年9月，去香港，任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编辑、主任。与郑森禹合办《二十世纪》半月刊，发表《吴佩孚评传》；兼任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授。香港沦陷后，1942年，经韶关、金华回上海。从事*地下党的情报工作。任上海编译社社长、《中国周报》主编，撰写《中国内幕异闻录》。1943年，为《新中国报》撰写星期专论。1944年，他在袁殊创办的建文出版公司，任编译所所长。被日本宪兵队以“*嫌疑”逮捕，因无证据，八个月后释放。

日本投降后，到华中解放区。继范长江后接任《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及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1947年2月，任**华东局政治秘书，兼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1948年在山东《新华文摘》上发表《三十年见闻杂记》，后改名《蒋党真相》。1948年8月，任济南新*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公布43名战争罪犯名单，凭记忆连夜写出战犯的简历，各报竞相转载。

1949年5月，在上海主持接管《申报》和《新闻报》。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1950年，又兼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

1952年，被错误地停职检查，开除党籍（其原因为1951年因报纸漏登一则斯大林致*的贺电而被撤职，张春桥顶替其职位）降为华东新闻专员办事处秘书。

1953年，调北京，任新华辞书社副主任，新华地图社副总编辑。1955年，筹建古籍出版社。5月，因潘汉年冤案株连被捕，关押十年半。1965年，被派到江苏阜宁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

“*”中成为“*”对象，从事重体力劳役，积劳成疾。仍将馆藏万种图书分类编目，装订修补。逆境中写下有胆识的极为精辟的《平凡的道理》、《也谈儒家和法家》等论文。

1973年8月，他在写给老朋友胡愈之的信中，为十八年来的变故而感慨，为金仲华、范长江、孟秋江等的自杀而愕然。虽然他自己的遭遇非笔墨所能形容，但他却庆幸自己“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非神经错乱而发狂。”他说自己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扰”自律，经过二十年检验，没有背弃这一承诺。

1976年“*”结束后，71岁的恽逸群以老病之躯几乎是乞讨进京申冤，但是无人闻问。1978年，他再次进京，才见到*。胡表示一定为他的冤案昭雪。中组部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先将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金陵百日”，他垂暮之年、病弱之身，却热情未减，试图完成“三十年政事见闻实录”，修改《蒋党真相》。可惜天不假年，这年12月10日晚上9时他在南京中医院与世长辞了，终年73岁。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部先后撤消1965年的判决，宣告恽逸群无罪，这时离他去世已一年零四个月。

1982年上海方面撤消1952年对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他的党籍。

1984年4月，*部宣布为他平反昭雪。

赵朴初先生曾在视察天宁寺时作诗云："心持半偈瞿秋白，西游纪实恽逸群”，给予恽逸群极高的评价。

2、人物作品

《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

恽逸群1926年加入中国*。在*革命时期，他积极推动文化界和新闻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撰写的许多评论和社论因预见准确和文笔犀利被舆论界誉为“彗星”。

1949年后他参与创办上海《解放日报》并任总编辑、社长和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但从1951年起即迭遭错误的打击，1955年更因“潘汉年案”而牵连入狱，后获假释出狱，下放至苏北一中学图书馆任管理员。

正是因为这一奇崛的经历，使恽逸群在长期独立思考的条件下，不畏权势，率先对“个人崇拜”的党内和社会的风气提出质疑并加以批判。

他在1973年8月写下了政论文《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

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凡是把国家最高*（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总统、主席、总理、首相、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神化的（不论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只有极端糊涂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

在当时，恽逸群的这些言论可谓石破天惊。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影响、多年极左思潮的猖獗，使人失去了正常判断和认识的能力，在对领袖朴素的崇敬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方加以神化，所谓视若神明、绝对崇拜、盲目迷信，即使由领袖发动的晚年“壮举”（“*”）如何使整个社会趋于政治疯狂、经济凋敝、民生艰危，愚者不识，有识者也噤若寒蝉，所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竟无一人能道及。

恽逸群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洞察力，当时他被发配于苏北海隅的阜宁县中学，就在那一阴暗潮湿的楼梯间内，他凭借微弱的烛光，支撑着羸弱的病躯，书写下了被后人誉为“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和极大的历史意义与文献价值”的这篇文章（后于1980年初刊登于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此后上海《报刊文摘》和《社会科学》以及北京《读书》等相继将其转载，从而激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

恽逸群和许许多多被宏大理想所吸引的知识分子一样，原以为找到了一条毕其功于一役的康庄大道，以为天堂就在前面，满腔热忱地投身到以暴易暴的宏大叙事中，甚至奉命打入敌人的心脏，冒着生命的危险，与魔鬼一同翩翩起舞。

然而，革命常常吞噬自己的孩子，他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宏大叙事吞噬的命运。徐铸成说他“受尽了冤屈和苦难，特别是在‘自己的’政权下，受了廿余年的‘坎坷’和疠病”。

在恽逸群谢世二十五年后，读他的遗文，重温他留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个坎坷的脚印，我想到了汨罗江上的屈原，想到了风波亭的岳飞，想到了在北京城被千刀万剐的袁崇焕……我想到了古往今来一个个愚忠者的下场，曾经才华勃发、在中国新闻史上放射过光华的恽逸群只是其中一个，呜呼，不亦悲哉。

3、人物轶事

新闻改革——为广告松绑正名

在那思想专制的年代，恽逸群以一个“待罪之身”罔顾左右，议论、讽谏“朝政”和学界，在今天看来，一般人很难理解也难以做到。然而，恽逸群不但说到，而且还身体力行。这是为什么？恽逸群自己作了很好的诠释，他说：“四十余年来，我从未对党隐瞒过自己的思想（更不必说任何政治性质的任何事实），苟有所见，辄随时提出，未尝计及个人之利害得失。”他还说：“……平生既耻为乡愿，不惯于趣合潮流，荣辱祸福，久置度外，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的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恽逸群一生遵循的做人做事原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笔者谨举*后两则小故事，即可窥见恽逸群思想之一斑。

早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恽逸群担任华中新华日报总编辑兼社长时，发现当时的党报，只有军事、政治两种报道，完全没有经济新闻，而大部分军事报道也只是解放军的公报格式，呆板枯燥，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于是，他在报社内顶着各方面的阻力，初试新闻改革。他要求军事记者深入一线，与战士交朋友，了解战士的思想、生活和战斗经历，写出有血有肉的通讯报道。同时指定记者专门采写经济新闻，报道解放区生产销售和人民生活的情况。经过这番改革，报纸生动活跃起来了，老百姓也爱看了，新华日报销量开始大增，许多当初有抵触思想的同志也终于理解了。此事还受到了陈毅等解放区领导同志的表扬。

当时，恽逸群还兼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校长，并亲自授课。他的讲课大纲《新闻学讲话》，后来成为风行解放区的新闻教科书。在这本书中，恽逸群批评了对广告的一些极左、片面观点，首次提出广告是报纸联系读者的一个渠道，能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但对广告必须进行监督检查，以消除虚假欺骗行为。新闻媒体刊登广告，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在当时，却是很难想象的。当时解放区报纸左的新闻观点与积习难改，认为刊登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无产阶级的报纸是万万不可以这样做的。于是，在解放区内，一些报纸除刊登少数新书出版广告外，其他广告是一概不登的。恽逸群冲破束缚，为广告松绑正名，在解放后的华东地区*机关报解放日报内还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上海解放后，恽逸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当时，该报广告科在每天的版样上划出一块版面，要求留下刊登广告。负责该报版样的副总编辑魏克明见到广告科送来的版样后，十分生气，说道：“我们是党报，怎么可以登广告，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就在版样上用红笔打了个×，退还给了广告科。广告科无奈，报告社长恽逸群，恽当即找魏，耐心沟通开导。经过几次谈话沟通，大家想通了，广告终于在该报刊用了。在解放日报的示范带动下，华东地区所有党报也都跟着登广告了。尽管如此，恽逸群也告诫报社*和广告科，广告不能放任自流，要严格监督检查，要对读者负责。为此，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上海一家工厂在美国纽约时报登广告，要招聘一位工程师，纽约时报怀疑此广告有诈骗嫌疑，就特函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到这家工厂调查。总领事馆了解后，证明确有其事，这才把广告登出来。于是，恽逸群对大家说：“资本主义国家如此重视广告的真实性，我们要更加重视，马虎不得。”

校勘《辞海》——还历史本来面目

1976年，*决定由上海负责编辑出版《辞海》（修订本），先出分册，征求意见。

1978年初春，恽逸群到了上海。其时，他的老部下、原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正负责上海市出版局的工作，顺便将历史分册“古代史部分”交恽逸群，请他多提意见。

回常后，恽逸群就埋头书案，为校勘《辞海》而紧张地工作。但是，《辞海》修订本因受“*”和批林批孔的影响，很多条目释义体现出绝对化、片面性的极左思想，甚至违反历史事实，任意歪曲篡改。为了纠正《辞海》的严重错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恽逸群花了足足两个月时间，对《辞海》古代史分册中近三百条辞目，其中涉及到的古部落、古国、朝代、阶级、阶层、一般制度、官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写出修改意见约三万字，逐一进行了修改。恽逸群说，“传统解释中有一部分是只讲些表面现象，不顾本质的，有的是故意掩盖本质的。”如对《历史人物》部分的“孔丘”条目，他提出把原有释义“坚持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妄图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度”和“鼓吹反动教育思想”的文字删去。关于“少正卯”条目，“*”称是“法家先驱”，其“坚持革新”、具有“革命思想”。恽逸群指出：这种说法岂非儿戏？这是“改古以为今用”的典型。如果是编戏写剧本是可以随意塑造形象的，但不能适用于历史，因为历史上有没有少正卯其人，一直是个疑问。再如“秦始皇”条目，过去在“*”只提秦始皇统一的功劳，恽逸群则补充道：秦始皇为维持其统治，对人民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还每年征用民工七十万人，为其修造坟墓达三十年，弄得人民怨声载道，揭竿起义，二世而亡……王维收到恽逸群的修改稿后，十分高兴，当即将其转交上海辞书出版社审定。

是年底，刚获解放不久，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又被紧急调任《辞海》编辑部当主编，着手出版1979年版新的《辞海》。上任伊始，夏征农就果断拍板定调，强调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说：“《辞海》采取什么方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实际效果。”“要我们负责，我们就要敢于负责；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

正是在夏征农的主持下，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出版审定新版《辞海》时，绝大部分采用了恽逸群提出的修正意见，纠正了《辞海》的严重错误，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值得一提的是，恽逸群这一关于《辞海》修正稿约三万字的修改意见的亲笔原件，至今仍珍藏在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