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巴罗

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由于他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货币理论与政策等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巴罗被推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88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1996年)、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1998年)，并在同年获得亚当·斯密奖(APEE)。巴罗已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中文名：罗伯特·巴罗

国籍：美国

出生地：美国

出生日期：1944年

职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毕业院校：哈佛大学

1、生平简介

巴罗1944年生于美国纽约，1965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学士学位，197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谈到学术兴趣从物理学转向经济学时，他说：“我喜欢把数量分析与应用社会科学的政策问题结合在一起，我是从数量背景起步的，因此这是一个容易的转变。”

巴罗在许多大学任过教，其中包括布朗大学(1968～1972年)、芝加哥大学(1973～1975年，1982～1984年)，罗彻斯特大学(1975～1982年)。自1986年起，巴罗任教于哈佛大学，目前是该校瓦格纳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又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巴罗是当今世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都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贡献是开创性的。自1970年代以来，巴罗的研究成果深刻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诸多领域。

2、人物成绩

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在早期，巴罗是瓦尔拉斯·凯恩斯不均衡宏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代表。1971年他与格鲁斯曼(H.I.Grossman)合作发表论文“收入与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载《美国经济评论》)，1976年出版著作《货币、就业与通货膨胀》，建立了完整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配给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奠定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础。

在此期间，巴罗从事凯恩斯经济学研究，他曾认为积极的*干预将有益于经济运行，但后来，他发现以粘性价格、粘性名义工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框架无法解决价格决定问题。

罗伯特·巴罗

“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最终依据实际解释证明它是一个死胡同。在此后的一两年里，在明白现有框架是不正确的但又无可替代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他回忆说，“后来，卢卡斯(RobertLucas)有关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成果深深影响着我，而且在我的研究受挫时，它及时到来，稍后萨金特(ThomasJ.Sargent)和华莱士(NeilWallace)的成果也同样很有影响。”

“李嘉图等价假说”的提出者于是巴罗又以两篇论文投入到理性预期革命中去，并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这一时期，他的贡献主要在公共财政和货币理论两个领域，其代表性论文有两篇：一篇是“*债券是净财富吗？”(载1974年《政治经济学杂志》)，在文中他提出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假说”，人称巴罗-李嘉图定理；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关于货币中性的论文“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载1976年《货币经济杂志》)。

巴罗的“李嘉图等价假说”认为，在特定条件(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等)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对于发行债券或增加税收，*不论采用哪种融资方式，都不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因为，*发行债券融资造成的赤字会引起未来税收上升，这种上升一定会被具有完全理性的居民预期到，居民为了不使后代税负过重必然相应地调整目前的消费。

简言之，居民不会将*发行公债融资这样的财政扩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他们宁愿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支付未来的税收负担，因此消费需求不会上升，更不会出现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同时，居民增加的这些储蓄都购买了债券，使得债券需求的上升刚好等于债券供给的增加，货币需求不变，所以对利率也没有影响。

巴罗“李嘉图等价假说”激起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对巴罗定理的有效性和含义进行考察、攻击和验证，他在1974年那篇论文是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献之一。

使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人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巴罗的兴趣集中到经济增长上，他对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问题作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推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实商业周期理论。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1960年代产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核心框架仍然被今天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该模型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最重要的预测就是“趋同”，即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将“收敛”于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穷国最终能够赶上富国。但该模型忽略了决定长期增长率水平的技术进步因素，所以不能解释世界各国之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此后，新古典增长模型就不再活跃。

自1980年代中期始，经济增长理论再次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热点，一系列新理论集中探讨技术进步的根源。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即新思想的创造，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投入，因为新思想应用于生产没有排他性，所以能*地为任意数量的生产者所采用。这一特征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取得需要某种垄断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竞争。1990年代，带有这种特征的大量模型出现了，这些理论被称作“内生增长理论”，因为其中的技术变化率由模型本身来确定，进而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

在此时期，巴罗奠定了他在经济增长领域的权威地位。他的“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的*花费”(载1990年《政治经济学杂志》)论文讨论了内生增长模型中*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分析了最优税收问题；接着，他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载1991年《经济学季刊》)、以及与沙拉·伊·马丁(XavierSala.i.Martin)合作的“趋同”(载1992年《政治经济学杂志》)两篇论文中，从国家间截面分析、国家中不同地区的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各个方面，研究了新古典经济模型的趋同含义。

这些研究表明，“趋同”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存在，只有当一系列解释变量都相同时，经济才“收敛”到相同的平衡增长路径。这些变量包括*政策和制度、教育体系的性质、人们的储蓄倾向及其生育行为，还可能包括殖民历史和宗教传统等等。总体来说，由于穷国这些变量的值较差，所以它们并不比平均水平增长更快。

ESI(美国科学情报中心)数据显示，巴罗论文“各国的经济增长”在1990年代被引用577次，是引用最频繁的论文，巴罗也因此成为论文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经济学家。

1995年巴罗与沙拉·伊·马丁合著的《经济增长》(MIT出版社)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系统介绍了1950～199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成果，强调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应用以及理论假设与数据间的关系。这一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是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最激动人心的表现，该书被看作是思考增长问题的经典指导著作，已被译成法、德、日、中、意大利、西班牙语等6种文字。

探讨经济增长的根源

巴罗最近的研究兴趣包括对经济增长的根源的探讨，即那些使得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的因素。他在论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多国经验研究”(NBER，1994年)中考察了1960～1990年间约10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发现，在给定的真实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下，那些教育水平较高、出生率与*支出水平较低以及法治较好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更高。同时，巴罗还在论文中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说：“经验证明，制度差异是各国经济增长率、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改革为一国从贫穷走向繁荣提供了一条最佳捷径。”

巴罗关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就业和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商业周期、税收、个人储蓄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强的影响力。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合，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很多人认为政治*与经济*是高度关联的，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希望。但巴罗研究发现，作为竞选权利和公民*量度的*，与经济增长并无多大关联。他用法治测量产权保护程度，用*选举测量*，然后考察这两个指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他发现“法治对于增长的效果相当大，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相当弱”，即是说，“*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因此，巴罗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加强法治；没有法治，*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

巴罗这些成果反映在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997年MIT出版社)中，其主要观点是：*应该维护法治，削减支出，降低通货膨胀；其结论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政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一旦*达到适当水平便可能放缓增长的速度。”

目前，巴罗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宗教、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影响。

普及宏观经济学的精髓

作为《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和《商业周刊》专栏作家，巴罗在文章中积极宣扬财产权利和*市场的*主义立场，并对*的干预政策是阻碍还是有助于经济增长作出甄别、评析。这些文章已经编辑成书《*社会的市场与选择》(1996年MIT出版社)。该书已被译成法、日、西班牙等7种文字。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评价该书为“最好的经济分析范例，对于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清晰而有说服力”；《纽约时报》评论巴罗“真正能将经济学的精髓准确地传递给非经济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