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

2017年5月25日，商务部正式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报告》分为前言、中美经贸关系的时代背景、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双方重点经贸关注、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和结束语等6个部分。

1、简介

中美经贸关系

2017年5月25日，商务部正式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报告》分为前言、中美经贸关系的时代背景、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双方重点经贸关注、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和结束语等6个部分。

《报告》对中美经贸关系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梳理了中美双方从双边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揭示了双边经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认为中美双方应当妥善处理矛盾，管控分歧，扩大务实合作，丰富中美经贸关系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报告节选

商务部正式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积极考虑在能源、农产品等领域扩大自美国进口。

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应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调和短期的剧烈波动，中国央行在必要时对市场提供了美元流动性支持。但这种做法既不是为了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也不是为了刺激出口而竞争性贬值，更不是为了控制人民币汇率的绝对水平，阻止人民币汇率因市场因素而进行正常调整，不属于汇率操纵范畴。

在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将会增强，这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人民币也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相信经过一个震荡期后，人民币汇率将逐步趋向新的均衡。

中方愿进一步增加自美大豆、棉花等农产品进口。

同83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协议。

中方愿积极探讨自美国进口更多飞机、芯片、机床。进一步扩大开放，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性措施，积极引导鼓励外商投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

双方重点经贸关注

一、美方关注

(一)美对华贸易逆差。

美方长期关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问题，这需要双方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美方是逆差;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是逆差。根据中方统计，2016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1%。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第一大逆差来源地。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利益都由双方分享。

贸易顺差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工业化进程中普遍经历的阶段。从美、德、日等发展历程看，这些国家在工业化阶段都曾长期保持顺差，例如美国在从1874-1970年的97年里，有93年保持顺差;德国从1880-2016年有统计的137年中，有84年是顺差;日本从1981-2010年连续30年顺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贸由过去持续逆差转为持续顺差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结果。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数字被夸大。2016年中方统计的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540亿美元，美方统计的对华逆差额为3660亿美元，双方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额相差了1120亿美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复杂，包括统计差异、转口贸易、再出口等。中美两国商务部就统计差异进行的联合研究表明，

美方统计的2008年至2014年逆差数据平均高估19%。按此推算并扣除中国加工贸易中的进口成分和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后，2016年美对华贸易总体逆差额将调减至1648亿美元，调降一半以上。

过去十年中，美对华贸易逆差状况正在逐步改善。2006年至2016年，据中方统计，中美货物贸易顺差*国全部货物贸易顺差的比重从81%降至46%，*美货物贸易额的比重从55%降至48%。特别是在2012-2016年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额年均增长仅为3.5%，远小于2001-2005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时年均42.0%的增长幅度，2016年还出现了3.8%的下降。据美方统计，过去10年中，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占美中货物贸易额的比重从68%降至61%。与之类似，中国整体货物贸易顺差在2015年冲高后也开始回落，2016年下降了14.0%，2017年前4月同比又下降39.6%。今后，受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承接其它国家制造业转移速度放缓、加工贸易占比逐步下降等因素影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呈进一步下降趋势。

美对华贸易逆差归根结底是由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决定的，并非人为因素造成。在同样的汇率水平下，中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是顺差，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农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都是逆差。这充分说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顺差就会多。汇率与贸易逆差没有必然联系。从经济结构看，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本国生产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需要进口大量消费品。贸易逆差实质上是美国利用别国剩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

从国际分工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密切相关，是国际分工梯度转移的结果。大批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组装制造产品，销往全球市场。现阶段中国的顺差大多是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中国*等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根据美方统计计算，美对华贸易逆差占美逆差总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0%升至2016年的47%，但同期美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则从23%降至11%。贸易顺差或逆差反映了中美比较优势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是企业和消费者等参与方以市场为基础、从供给与需求两端作出经济决策的结果，并非*干预造成的。

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总体上双方互利共赢。据中方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得以维持较低通胀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增长。自华进口提高了美民众实际购买力，提高了蓝领工人的福利。中美贸易为美国运输、批发和零售行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美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美对华贸易逆差与美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无直接关联。多项研究表明，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与美对华贸易逆差无直接关联。美商务部报告显示，美就业岗位流失在北美自贸协定生效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就已开始。据美方统计，2010-2016年，美失业率逐年下降，从9.6%降至4.9%，但总体货物贸易逆差却从6909亿上升到7967亿美元。

中方为削减贸易顺差做出巨大努力。中国*着眼于扩大内需，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加公共投资，采取多项措施促进民间投资，不断拓展国内市场规模。中方高度重视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9.9%下降至2016年的1.9%。

解决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多年来采取积极措施扩大自美进口。中方愿根据国内市场实际需求，扩大自美进口。美方也应摒弃冷战思维，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为扩大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创造条件。

(二)人民币汇率。

美方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个观点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中国自汇改以来一直在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人民币已经大幅升值。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15年以来，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机制。2015年8月11日，完善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强调了市场供求的作用。2015年12月11日通过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加大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2005年7月至2016年1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7%。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前1美元合8.28元人民币，2014年1月达到6.09元，累计升值达35.84%。近两年，受美联储加息、美元不断走强等外部环境和市场供求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所贬值，但贬值总体是有序的。而且应当看到，在美元走强的大背景下，实际上全球主要货币兑美元基本都有所贬值，相比之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是比较小的。2017年2月末国际清算银行测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还分别较2014年上半年末升值了7.48%和5.7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2005年汇改前相比仍升值了约20%。总体看，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汇改以来处于升值通道，中国的国际收支也进一步趋于平衡，2016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为1.9%，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

中美经贸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中国基本面相符。根据《IMF章程》的规定，汇率操纵是指IMF成员国通过控制或影响汇率水平，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取得对其他成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的行为。目前IMF运用其外部平衡评估(EBA)框架对成员国实施汇率评估。IMF评估结果显示，2015年尽管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还略高，但是人民币汇率已经“不再被低估”。2016年人民币汇率总体上与经济基本面相符，人民币汇率已实现基本均衡。

IMF同时建议，在国际国内充满挑战的背景下，需要将逐步提高市场化程度的总体趋向与有技巧的短期管理相结合，以避免过度波动，预防出现超调、单边预期和市场无序的情况。即使按照美国判断一国存在汇率操纵行为的标准，中国目前也仅符合“与美双边货物贸易的年度顺差额超过200亿美元”这一条，因此美国财政部2017年上半年公布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政策报告》认为，中国未操纵汇率。

中国央行的外汇公开市场操作不属于汇率操纵范畴。2015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的影响，中国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对此，中国主要是通过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来加以应对。在此过程中，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调和短期的剧烈波动，中国央行在必要时对市场提供了美元流动性支持。但这种做法既不是为了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也不是为了刺激出口而竞争性贬值，更不是为了控制人民币汇率的绝对水平，阻止人民币汇率因市场因素而进行正常调整，不属于汇率操纵范畴。事实上，中国进行外汇干预，稳定了金融市场，不仅没有获得竞争优势，还为此消耗了大量外汇储备，付出了代价。中国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做法，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导致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是有利的。

中国不会搞货币竞争性贬值，在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将会增强，这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人民币也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相信经过一个震荡期后，人民币汇率将逐步趋向新的均衡。

中美在汇率问题上一直保持着有效的沟通。在2016年6月举行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双方共同重申在2016年上海和华盛顿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达成的关于汇率的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中国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三)产能过剩。

钢铁产业是美国工业的重要基础，钢铁工人是美国内政治、社会的重要力量。美方关注钢铁企业的关停和蓝领工人的失业问题，希望改善他们的境遇，中方对此表示理解。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下行导致需求萎缩，是造成本轮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技术进步是导致美国钢铁行业就业减少的重要因素。例如，美国宾州一家钢铁工厂在经过技术化改造后，所雇用的工人从原来的2000多人减少到26人，产能不降反升。美方一方面承认本轮钢铁产能过剩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对钢铁行业的系统支持是造成当前全球钢铁过剩产能的重要原因，这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立足于满足内需，不仅不鼓励钢铁产品出口，相反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出口，包括对部分种类的钢铁产品加征出口关税，例如对硅铁等产品征收20%的出口关税，对非合金钢坯及条杆等产品征收15%的出口关税。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钢材占美国整体进口的比例很小。受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众多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影响，过去10年来中国对美钢铁产品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2016年中国对美出口钢材仅118万吨，金额17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51.5%和40.1%，对美国钢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在实施调整结构和治理环境的战略中，高度重视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在化解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上做得早、做得实，将继续做下去。2011-2015年5年间，中方淘汰了9000多万吨落后钢铁产能。2016年中方又压减6500万吨产能，涉及20.2万人就业。2017年的*工作报告提出要再减5000万吨。如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自2014年以来，中美两国多次利用两国元首会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和二十国集团会议等场合就产能过剩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全球钢铁论坛等平台加强沟通，共同采取行动，努力化解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

(四)市场开放。

美方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宽在银行、证券、保险、文化、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准入。只要美国开放的领域，中国也要相应开放。中方认为，一国开放水平由国情决定，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监管能力密切相关，美方在航运、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等方面也未开放。双方可通过继续推进投资协定谈判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实现互惠互利。中国也会积极推动自主开放进程，放宽外资准入限制。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一直在自主扩大市场开放，这是中国深化改革的自身需要，包括先后设立了11个自贸试验区，并不断压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降低增值电信、新能源汽车电池、加油站建设经营等行业的准入门槛，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向全国复制推广了114项改革试点经验，改革开放成效普惠的局面初步形成。同时，中国*还主动通过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性措施，扩大开放。最近一次修订于2016年12月7日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现行的2015版《目录》相比，限制性措施从93项减少到了62项，减少了三分之一，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2017年1月，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进一步加强吸引外资工作等三个方面具体提出20条具有“含金量”的工作举措，自主推进开放。

例如，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方面，通过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相关政策法规，大幅度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明确国家相关鼓励支持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内外资企业;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华创业发展，为其依法依规提供出入境管理便利。在进一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方面，要求中国各地区各部门确保政策法规执行的一致性;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标准化工作，参与*采购招投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及执法;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在进一步加强吸引外资工作方面，允许地方*结合地方实际，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出台招商引资政策，支持对就业、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贡献大的项目，降低企业投资和运营成本，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的权益等。

2010年以来，中国每年实际使用外资都超过1100亿美元，连续2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联合国贸发会议《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之一。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态度是鲜明的。中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努力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增强中国吸收利用外资的国际竞争力。

(五)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主要关注之一。美方在肯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仍有不足。美国《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中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美国商会等商协会组织也将保护知识产权列为美国业界的重点关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自身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中国*在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同时，强调把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臵。营造全社会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提高全民知识产权的意识。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是坚定的。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大刑事打击力度。中国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主管副总理出任组长，积极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立法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正在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定也逐步推进。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审理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司法解释。

司法方面，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同时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对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力，成效显著。2016年，*机关破案1.7万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万人，检察机关批捕9171人、起诉2.1万多人，审判机关审结刑事案件1.3万多件、判决罪犯近1.8万人。行政执法方面，自2013年至2016年，各级行政机关累计查办侵权假冒违法案件127万件。2016年，中国行政机关开展专利“护航”专项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整治“剑网行动”、版权领域“扫黄打非”的“秋风”行动、“质检利剑”打假行动、“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查处案件18.9万件。中方计划加强与美方知识产权、海关、国土安全、警务部门的合作，通过联合执法行动，打击侵权盗版行为。

近年来，中美双方一直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保持密切沟通，也取得了很多积极进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方愿加强与美国*和业界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与对话，不断深化中美双方在此领域的互信与合作，为促进文化技术传播、增进人民福祉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