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外交
货币外交，明显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外交形态有区别又还有些“不成气侯”，所以在民众视野中这是一道摸糊的风景线。但对于政治家外交家经济学家甚至军事家而言，近些年来“货币外交”又那么“坚挺”地在眼前晃动或在心头盘算。所以有人对此十分关切甚至忧心忡忡。“货币外交”有些象静悄悄的黎明，虽然它黎明得有些几家欢喜几家愁。在货币的期货交易中，无论是货币互换协议还是互相持有国债，协议价格的基准还是以美元为标准。
1、外交方式
如果把*外交分成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金融外交两个层次，那么“金砖国家”就是第二个层次的事件，这说明国家间经济金融外交的国际地位相对上升了。若把“金砖国家”放在经济的天平上，这五个国家（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共性是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若按照国家的富裕程度划分，美国是超级富豪，独占全球GDP约三分之一（2014年数据）。欧洲和日本是次一级的富豪，合计约另外的三分之一（2014年数据）。“金砖国家”是中富大国，约占全球GDP的27.7%（2014年数据）。另外，还有中富小国和“贫下中农”，等等。简而言之，经济学家以财富和人口的相对比重为标准划分世界，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新思维。
2、相对财富
国际社会的中富阶层共同关心的话题主要是相对财富，也就是国民财富占世界财富总额的相对份额。但由于相对财富的涨跌不完全是由本土国民的勤俭决定，辛苦一年赚的钱不如美元汇率变一变，因此“金砖国家”集团利益的一致性在于制约美元特权，这和欧盟形成的经济基础很相似。美元特权来自于二次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与会各国共同授予的，因为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有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而美元具有了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特权，所以稳定美元汇率也就成为眼下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国家”的目标是稳定美元，而非颠覆或替代美元。
3、主要作用
货币外交
2、国家间经济金融外交的主题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围绕货币现货和期货的交易进行。
3、在货币的现货交易中，扩大了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在货币的期货交易中，无论是货币互换协议还是互相持有国债，协议价格的基准还是以美元为标准。
4、这就等于是把美元汇率锁定在双边协议中，以美元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为基础，扩大了四国之间的货币交易，所以“金砖四*会”推动的双边货币和债券协议将会间接提高美元汇率的稳定性。
5、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政治军事的争端，国与国之间金融交易主要就是两张纸，一张纸是货币，一张纸是债券。可以说，“金砖国家”开启了货币外交的新模式，在当今世界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中颇有新意。可以预料，国家间的经济金融外交会日益增多，政治军事外交则相对弱化，国际社会的交往将日趋和谐。
4、中国货币外交新时期
2015年8月11日和12日，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下调2%和1.6%，导致人民币汇率跌至2011年来新低。
货币外交
对此中国央行发言人表示，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波动是正常的，对此应客观看待，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维护汇率的正常浮动，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强调“当前不存在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基础”。
美国姿态的微妙变化
自人民币汇改开始、国际化进程提上议事日程以来，美国一直是逼迫中国汇改提速的主要外在压力，几乎任何级别的中美*、议会间高层会谈，“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都会自动成为美方对中国的核心要价内容和主要施压方向。应该说，此番在口径上，美国的态度也并未有太大差别。
2015年5月27日，美国财政部官员称中国必须“切实推进汇改”才能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6月9日，美国参议院舒默和格雷厄姆致函IMF总裁拉加德，以“中国应对美国*雇员档案遭黑客攻击事件负责”为由，要求IMF暂缓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一篮子货币；8月11日，美国财政部官员就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下调发表讲话，称“人民币汇改进程若发生任何倒退都将令人不安”，并强调美国将继续就汇改问题向中国施压，此后美国财政部官员又重申了类似口径。
但相对以往，来自美方的压力不论力度、层级，都显得温和与低调得多。
舒默和格雷厄姆这两位资深*是对华强硬政策的铁杆支持者，仅就人民币汇改话题论，几乎中美间任何一次引发媒体关注的“舆论爆发点”，都会触发其“惩罚性言论”甚至提案。对他们而言，人民币汇率永远是被低估的，也永远是被操纵的，所谓“市场化汇改”不论怎么做、做多少，在他们看来也总是远远不够的。但相对以往，此番两位*的类似逻辑和论调，显然少了许多附和与共鸣。
自中美贸易出现连年巨额中方出超以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就始终强调“人民币必须市场化”—或干脆说“人民币必须升值”，这一口径同样至今未变。但以往这类口径的严厉程度更甚，奥巴马总统“不能指望人民币一夜间升值20%”的外交辞令已属相对温和，即便如此其潜台词也等于“人民币应该升值20%”；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尽快升值50%甚至更多，以及希望中国制定出人民币升值具体时间表的论调，也不时从美国*各级高官口中发出。
不仅如此，以往发出类似言论的美方高官，包括小布什、奥巴马等历任美国总统，希拉里·克林顿等美国国务卿；去年奥巴马和财长雅各布·卢也都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向中国“放话”。而2015年以来，尽管中美关系总体上出现反复，但在汇率和汇改问题上的施压层级、力度都有所下降；5月27日雅各布·卢曾谈及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纳入SDR问题，但用了“人民币一旦承受更大汇率压力将构成对中国汇改真正考验”的委婉语气，而此番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调整，美国财政部仅让一般官员出面表态、施压，且使用了“目前判断此举全面影响尚为时过早”、“将持续关注调整措施会如何落实”等非确定性措辞。
以往即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过缓”，美国金融、贸易界和智库也充斥着不满的声音，但此次情况同样异乎寻常，针对人民币汇改和汇率是否仍被低估，美方却出现了不同声音、论调的争鸣。格雷厄姆和舒默这样的“传统论调”固然依旧，但相反的声音也同样令人瞩目，如8月17日，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在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活动上表示，中国央行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举措“表明中国正向市场化汇率制度迈进”。
出现这种“微调”的关键，仍然是美国自身利益改变的结果，尽管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但量化宽松的“放水”式货币政策显然已逐渐走到尽头，华盛顿“借美元汇率下跌舒缓国内压力”的需要，开始让位于通过稳定和强化美元汇率，巩固已见动摇的美元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支配地位之需要，而美国官方对人民币的最大担心，则已悄然从“中国产品出口助推器”转化为“美元统治地位掘墓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朝野各界对人民币汇改、对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的观感和意见，从近乎“一边倒”变成“多元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人民币外交”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通过台面上下的说服和努力，部分美国人士开始愿意倾听“人民币汇改现行节奏、方向，对中美是双赢结果”的中方观点（如果还不能说是接受的话）；“人民币被低估”这一曾经在美国被视作“当然正确”的论调，如今也不再是不可讨论的“铁律”了。
IMF的积极姿态
“人民币外交”取得的最显著突破，恐怕在IMF层面。
2015年8月12日也即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大幅调整当天，IMF就此发表声明，称此举是“受欢迎的举措”，强调人民币中间价调整不影响人民币是否被纳入SDR一篮子货币的决定，并称赞新的人民币中间价机制“应该会允许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相信中国能够且应当致力于在两三年内实现*浮动汇率”。稍早前，IMF关于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条件的报告指出，自2010年以来，人民币在国际使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问题上，IMF长期附和美国观点，但2015年这一姿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5月26日，IMF报告首次放弃这一观点，称人民币在过去1年间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其币值“当前已不再被低估”；8月15日也即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大幅调整后3天，IMF发布2015年度对中国的第四条约磋商报告，重申了“人民币汇率不再被低估”的观点，这等于给此番人民币汇率的显著调整“背书”，并赋予一定国际合法性。
中国“人民币外交”在IMF层面上的积极效果也得到国际金融界的关注，如法国兴业银行4月报告中曾预测，2015年11~12月人民币被纳入SDR一篮子货币，从而成为更多国家储备货币的概率约为50%，其8月报告中这一预测概率已升至70%。
津巴布韦宣布将人民币当作其法定货币
由于恐怖的通货膨胀，2009年4月津巴布韦**宣布废除早已一钱不值的本国货币，转而将多种外国货币当作本国法定货币流通，当年被定为该国法定货币的外币为美元、南非兰特、博茨瓦纳普拉、英镑、欧元5种，2014年则增加人民币、澳元、日元、印度卢比4种。近期的“宣布”，一是配合该国重大外事活动的姿态性重申，二是津巴布韦央行开始启动旧津巴布韦元的收兑。
人民币被津巴布韦纳入法定货币范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进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算作“人民币外交”的一个突破。但这并非中方的主动推动所致，因此过多在意和过高评价是不切实际的；反过来，过于忧虑“中国替津巴布韦背包袱”也显得杞人忧天，如前所述，人民币不过是津巴布韦引入的9种外币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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