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
陈岱孙（1900.10.20-1997.7.27），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
中文名：陈岱孙
别名：陈总（原名）
出生地：福建省闽侯县
出生日期：1900.10.20
逝世日期：1997.7.27
职业：经济学家、教育家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哈佛大学
1、个人履历
1915年考入福州鹤龄中学；
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
1920年毕业后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
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
1922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赴英、法、意等国作短期考察和研究；
1927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教授；
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次年起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商学系主任；
1952年任*财经学院（现*财经大学）第一副院长；
1953年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等职。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经济科学》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
2、人物成就
他的主要著作有散见于各报刊中的学本论文和1981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一书。在该书中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联系，以及马克思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说的科学成果，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他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确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取向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见。他主张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批评忽视数量分析的倾向。
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他指出魁奈经济表不仅涉及简单再生产，而且对扩大再生产也作了说明。他对于“亚当·斯密矛盾”也有缜密深入的研究。陈岱孙撰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经济现代化》（1981）等论文，全面地论述了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他着重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问题，认为既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又要看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也确有值得参考、借鉴之处。此外，二十世纪50年代，陈先生自编《经济学说史讲义》，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史体系。1960年代初参加《经济学说史》教科书编写，1970年代末编写《经济学说史专题提纲》，后又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史》教科书》（上、下册，1981）。
虽然陈岱孙先生的名气很大，著作却极少。究其原因，与陈寅恪、金岳霖、钱端升等那一辈学者一样，陈岱孙在学术上特别自律，讲义一遍又一遍地给学生讲，边讲边改，即使讲了好多年都还不甚满意，就是不同意拿出来出版。陈老最著名的作品当属《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从思想上打通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而它原本也只是一份在学生手里流传的讲义而已。1991年，他在北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词，送给毕业生两句话——“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用在奉献”。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了。
陈岱孙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陈岱孙学术上极端严格，上课没有一句废话，做事也是雷厉风行，不打半点折扣。当时北大最出名的两个教授，一个是哲学系的冯友兰，不管什么事情都能从东西方哲学出发讲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就是陈岱孙，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也总能不声不响地圆满解决。行胜于言，这在陈岱孙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陈先生从事经济学教育七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理论，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实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恰当结合，坚持培养经济科学人才要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
陈岱孙教书治学皆以正直为先，始终强调对西方经济学不能“述而不批”，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先生把自己一生的关注焦点凝聚在教书治学上，排除各种诱惑，学术思想很新，能及时了解各种动态，对经济形势和未来都有很正确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给社会和决策部门参考。陈岱孙教授学识之渊博，教学艺术之高超，素享盛誉，是一位杰出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界宗师。
陈岱老曾称：“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陈岱老的这句话足以让世人景仰百年。
3、人物生平
——史轩
2010年10月20日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先生诞辰105周年。从清华园开始，陈先生执教70年，培养的学生数以千计，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岱孙先生是清华1920级的毕业生，自1927年留学回国到母校任教以来，将其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了清华，不仅培养了众多经济学人才，而且为清华经济系和法学院的创办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陈岱孙，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书香家庭。少年时代在家乡接受了九年半的传统私塾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功底。1915年考入福州名校英华中学三年级；以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四年的课程。1918年夏，陈岱孙参加了清华学校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试，考入高等科三年级。正是这一次上海之行，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是他在紧张的考试结束之后去黄埔滩散步，当要步入公园时，眼前的“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使他惊呆了，“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对于年轻的陈岱孙来说，“是个刺心刻骨的打击”，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在此萌发。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众多学子的爱国热情，也促使陈岱孙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何以积贫积弱的原因。在参加了游行、请愿、宣传活动后，他意识到，富强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他由此产生了“经济救国”志向。
1920年夏，陈岱孙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学校毕业。这年秋天，他带着“学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回来为祖国效力”的理想，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并以出色的成绩获得金钥匙奖，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经济系学习。在这四年当中，他发奋苦读，终日沉浸于图书馆。除了攻读经济学专业书籍外，还常常阅读其他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等名著，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
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7年，陈岱孙在游学欧洲近一年后回到祖国，9月应聘回母校经济系执教，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此时的清华，正值改办大学不久，于1926年成立的经济系，无论从师资、教学还是课程设置等方面来说，都还处于起步阶段。1928年他担任经济系主任，上任伊始，一面投身于繁重的教学工作，一面致力于经济系的建设与发展。在他看来，“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因此鼓励学生不仅要注重“本系课程的基础”，而且应注重诸如政治、历史、哲学、心理、算学等知识的基础。在他的宣导和主持下，经济系确定了“理论、事实及技术三者兼重”的培养目标；经过几年的发展，经济系的规模逐渐扩大，学生人数在众多院系中，仅次于土木工程学系。
1929年，根据当时颁布的大学组织法，清华开始形成校、院、系三级组织结构，成立文、法、理三个学院，陈岱孙又就任法学院院长，同时成为教授会、校务会议、评议会成员，开始参与校务管理。他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在西南联大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与师生们一道，坚守着教育、学术阵地，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为抗战和国家经济建设积极建言。
1945年11月，陈岱孙和土木系教授王明之先期回到北平，组织并主持“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工作。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校园、被日军严重破坏的校舍，以及众多等待遣返的日军伤兵，他带领30多名工作人员，开始了紧张而艰难的交涉与修复工作。
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努力，完成了返校师生的安置与秋季学期开学的准备工作。
解放后，陈岱孙任清华第二、三、四届工会主席，在职工思想政治教育、配合学校各项行政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尽职尽责。1952年院系调整时，陈岱孙调往*财经学院，任第一副院长；1953年10月又调入北大经济系，任系主任至1984年。
陈岱孙执教长达70年，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仅仅埋首书斋的人，而是一位热爱祖国、坚持真理、追求进步的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即怀抱“经济救国”的志向，希望运用所学的知识，培育治国经邦的人才，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面对时代的大变动，他敢于对关乎国家发展、民族独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做出回答。1945年10月1日，他和联大10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提出对国事的主张，反对**。1948年清华园*夕，他挺身而出，和进步师生一道坚决抵制国民*将学校南迁的计划，坚持留在北京迎接清华的解放和新生。
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陈岱孙离开了清华，但他对清华的热爱之情从未改变。1980年校庆时，这位已80高龄的老人欣喜地表示，愿为新恢复的经济管理工程系“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1984年，他被聘为经管学院首批名誉教授，为学院的发展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同时，自1981年清华校友总会恢复活动以来，陈岱孙先后担任副会长、名誉会长，为联络海内外清华学子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关心母校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他是为母校工作服务年限最长、奉献最大的校友之一。
回顾自己的一生，陈岱孙先生曾谦虚地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1997年7月27日，他平静地走完了他那97年平凡而杰出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护士说：“这里是清华大学”。
4、人物轶事
抗日战争前，北平市有五所大学（其他高等学校，如工学院、医学院、女子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等都属于专科学院，不称大学），即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京师大。其中，北大、清华两校地位相当，性质相近，都是国立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比北大多了一个工学院，历史较短；北大历史较长，文科师生人数较多，两校师资多为国内一流学者。这两校的关系较亲密。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清华大学金岳霖、闻一多、张申府先生都在北大兼课。哲学系与经济系少交往，陈岱孙先生没有在北大兼过课。
抗战开始，北平沦陷，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半年后，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临时大学的第一年，昆明的校舍未建成，文法学院在云南蒙自县，借用蒙自海关旧址上课。租用歇业的一家法国洋行作为单身教师及学生的宿舍。我们有较多的机会看到久已闻名、未得谋面的老师们的生活断面。
在学校网球场上，有四位教授的身影经常出现。这四位是金岳霖、陈岱孙、赵乃博、浦薛凤。陈先生风度翩翩，赵乃博先生穿中式短裤褂。他们的球艺很娴熟，特别是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在蒙自半年，昆明新校舍建成，文法学院同在新校区域上课。
我未读经济系，听到经济系老同学传来的一些陈先生的轶闻，引起人们的兴趣。
一、讲课条理清晰，时间掌握准确，为全校第一。上课前一两分钟陈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联大新校舍没有讲台），上课铃响，他开始讲课。这一点，别的老师认真去做不难办到，难得的是陈先生讲完最后一句话，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课铃也响起来。同学们对他的讲课艺术既惊叹又欣赏。这一点是任何老师无法比得上的。陈先生讲课并不念讲稿，听课者只要手头勤快，记下笔记，这一节课就是完整的一章一节教科书的一部分。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
陈先生讲课认真，以身作则，给同学作出榜样，同学们听课从未敢迟到。个别同学去迟了，不好意思进教室门，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好在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有门窗而无玻璃。昆明气候温和，无狂风暴雨，有似热带雨林气候，阵雨过后，雨过天晴。也无需玻璃挡风遮雨。站在靠近讲台的一端听讲，比坐在后排还听得清楚，只是没有扶手椅，记笔记不方便。
二、陈先生还兼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系是大系，每个年级有一百多人。学年开始，选课同学拥挤在他办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处理每位同学所选的课，有重修的，有复学的，有需补修课的。陈先生都毫无差错地处理得妥妥当当，几乎不到一分钟就在一张选课单上签了名，从未发现差错。（选课单系主任当面看过，签字后，才能交教务处正式登记。）在规定时限内，可以加选，也可以退选某门课程。陈先生执行起来十分认真。有一位同学，过了学校规定选课时限，来要求加选课程，抱着侥幸心理，企图碰碰运气，写了一个申请，说了一些延误的理由。陈先生看过他的申请，一言未发，把信推在旁边，接过下面另一同学的选课单。这位同学看到碰运气没有指望，也一言未发，悄然退出。陈先生办事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三、陈先生在经济系开过《财政学》课程，有一次学年考试，考题是"假如我是财政部长"。这个题目等于对《财政学》的全面测试，不光考记诵，还要考联系实际的措施。可以想见陈先生教学的学风，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闻自西南联大经济系）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原清华的文法学院大部分师生并入北大。陈先生调到北大经济系。全国上下一面倒地学习苏联，全盘接受苏联的大学教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一无是处，对西方学者的经济学，避之唯恐不及，对西方的学说故意置之不理。中国自我封闭了近二十年，形成人才断层。“*”清除后，拨乱反正，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流派大量涌来。学术界有一批趋时者刮起不讲马克思主义，唯西是从的风。
陈先生不愧为一代宗师。他通晓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学也有长期深入的理解。在极左思潮时期，陈先生没有公开发表评论苏联经济学的机会，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了解。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也有过系统研究。以他毕生的精力，辅以深邃的学识，加上他多年学术积累，虽然年事已高，在十年内，发表了著作《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主编了《政治经济学史》，还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学术活动。《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他的学术活动、学术著作，绝非十年之内从头起步可以完成的，这是他多年蕴藏的能量一旦爆发出来的硕果。
在极左思潮时期，学术问题不能讲透，政治棍子动辄到处飞舞。一些学者仗义执言，如马寅初、孙冶方，遭到意外横祸；有些“识时务者”，随风篷转，不顾事实，昧着科学良心；有的甚至落井下石，以谋个人的富贵。陈先生屹立不摇，保持二十年的沉默。陈先生写文章、发表著作和他不写文章、不发表著作，都显出爱国知识份子的人格风范。
陈先生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表现在治学方面，也表现在为人处世方面。他的门生弟子遍及海内外，有声名显赫的，有学术卓越的，有在职的，有退休的，也有出于各种机遇默默无闻的。凡是来请教、送文章请提意见的，都受到春风般平等的接待，虚而往，实而归。学识渊博如陈先生，比一般专家更懂得科学的严肃性和治学的艰难。他常对来访者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不懂”。其实，即使是他自称“不懂”的某些领域，也比自以为“懂了”的人懂得还多。真正实事求是的学者都能从中受益。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活跃，市场上出现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文化教育界也出现了某些伪劣的专家教授。再加上“*”之后，文化教育这个重灾区元气大伤。大学里能正确无误地传授知识的教师已经算上乘。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师已十分难得；品重士林，行不言之教，影响深远，为同行钦仰，陈先生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前辈学者之一。
从陈先生一生言行中，可以看到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雍容宽厚、博大深沉的民族性格。
5、人物婚姻：
——柳已青
北大陈岱孙先生80多岁还给本科生上课，90多岁还带博士生。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有人感叹，只这一件事，足以让人景仰百年。陈岱孙有一代宗师风范，他的学生亲切地称他为“岱老”。
自1927年哈佛归来，岱老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北大执教70载，可谓桃李满天下。岱老学识渊深，才华盖世，却又淡泊名利，洁身自爱，操守坚贞，堪称师表。
许渊冲在《山阴道上》一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这一代人的爱情》。文中提到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杨振声还就此现象写过一篇文章《释鳏》，在联大教授圈子中流传。教授之间，互相开玩笑，或自嘲，或作诗，玩一些文字游戏，这也是抗战时期紧张生活的一种调济。
这里讲一讲陈岱孙先生终生未娶的逸事。
唐师曾在《一诺千金》一文中说：“岱老一生符合世俗关于伟人的所有定义。既为伟人，世俗的毁誉褒贬便接踵而至，追随一生。学问之外，同学舌尖上的岱老是一诺千金的夕阳武士，在这个千金之诺随意打破，爱情像政治逢场作戏的世界里，简直是个亘古神话。”学生议论老师的人生经历和婚姻恋爱，是自然事，多半在宿舍的卧谈会上进行，有捕风捉影的成分。
据高年级同学讲，7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岱老和同学周培源同时爱上一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双方击掌盟约，将来谁先得博士谁娶其为妻。于是两位翩翩少年同时留学欧美。岱老在哈佛苦读四年终于获博士学位，他归心似箭，当即买船票辗转回国，可功亏一篑，人到北京才发现，“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已被人略施小计捷足先登。据那些笃信爱情至上的学兄讲，岱老因此终身未娶，独善其身，从27岁活到97岁。
唐师曾的这段文章中有不少传言，有传奇色彩。事情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终身未娶，独善其身”。陈岱孙终生未娶在许渊冲的文章中是另一种版本：陈岱孙和周培源在美国留学期间同时爱上一个女同学，回国后这个女同学成了周培源的夫人，陈岱孙就终身不结婚，但成了周培源家的常客。陈岱孙没有子女，于是他的好友周培源、冯友兰等的孩子都叫他“陈爸”。
据许渊冲的回忆，在西南联合大学教学时，陈岱孙一表人才，身材高大，西服笔挺，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要言不烦，掌握时间分秒不差，下课钟声一响，他也刚好讲完。有一次他讲完了课还没敲钟，后来一查，原来是钟敲晚了。
陈岱孙40多岁在联大上课，是一个钻石级的王老五，让很多女生怦然心动。可见他的魅力。不少联大女生谈恋爱，冲着陈岱孙这样的标准，希望能找到像陈先生这样的男同学。
王曙光这样评价陈岱孙：“他一生淡泊，孤独，终身未娶，将全部的精力贯注到教书育人之中，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诠解方式，这种诠解几近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投入。”让我们记忆这位孤独而神秘，高贵又超脱的学者，他的一生，不同凡响，使人忘却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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