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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古时代的神话中，人们最为崇拜的就是“龙”了，据史料记载：龙崇拜源于原始历法的龙星记时制度，龙的原型即四像中的东方苍龙群星，龙星周天运行，春、夏、秋、冬四时分居东、西、南、北四方，正与农时周期相始终，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并成为天道自然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神圣象征，商周二代作为王者标志的龙旗上描绘的就是龙星，龙星之被命名为“龙”（虫），则与龙星被作为昆虫惊蛰的标志有关。 龙之为物神矣！神龙在华夏先民的信仰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史传说中的神王如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等很多都是人首龙身的“龙体”，神话传说中常见神龙变幻莫测的踪迹，古代器物中更是在在可睹其夭矫蜿蜒的身影，人间的典章制度也留下了龙的神秘印记。 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与天子权力相关的一切都被饰以龙章、冠以龙名，比如龙衮、龙旗、龙位、龙颜、龙威之类，最高统治者俨然就是“真龙天子”，对于龙的崇信和敬畏，早已潜移默化变成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族类认同感，流淌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液里，成为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绵绵不绝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以至于我们甚至以“龙的传人”自居。可以说，龙的神话与信仰，作为一个华夏民族自我认同的宏大叙事和伟大传统，深深地塑造了华夏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历史命运，因此，透彻地理解龙崇拜和神话的来龙去脉，对于华夏民族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龙崇拜的文化渊源仍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甚至连与此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龙是什么？是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真实之物，抑或仅仅是古人凭空捏造的想象之物？如果是真实之物，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如果是想象之物，那么古人何以要捏造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神物？是纯属无知的狂想，抑或有深意存焉？他们想象的依据和宗旨何在？文献关于龙的记载千头万绪，这些是同一种文化传统的繁化分衍？还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殊途同归？抑或并行不悖，各有源流，不能混为一团？由于古代文献中关于龙的话语纷繁歧互，更由于古往今来学者们关于龙的言说和解释众声嘈杂。因此，在着手从古代文献记载中稽考龙的真相之前，首先必须立稳脚跟，明确宗旨，准确把握龙崇拜的实质，才不致于迷失于文献错综复杂的头绪之中。 近世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达，出土古物中龙的形象层出不穷，千姿百态，使龙的研究变得益发令人眼花缭乱。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证明古史为宗旨，因此，出土的龙形图像和器物也被用来参证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随着“龙”器物络绎不绝地重建天光，对于龙崇拜和神话的文化渊源的研究，越来越倚重于美术和器物考古学的成果，文献学的考证反倒流为辅助手段。 但是，那些器物和图像要能跟文献记载相参互证，必须首先经过识别和解读，才能与文献记载“对号入座”。可是，那些出土的动物图像中，哪些是龙？哪些不是龙？仅仅因为它们具有长而弯曲的身形或者爬虫的形态，就断定其为龙吗？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几乎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的所有文化层中都发现了龙形器物和图像，而这些龙形器物和图像又分布在从北方草原文化到南方稻作文化几乎遍布中国疆域的所有文化区内。 相对于考古文化漫长的年代和广大的地域，传世文献毕竟仅仅是一个相当短促的历史时期和相当狭小的文化地域中的产物，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无法对位。既然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时空错位，那么，凭什么说出现在上下几千年、分布于天南地北的千姿百态的“龙”，就是先秦汉语文献中记载和描述的龙呢？ 上古时代星布四方的华夏先民诸族群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至少是相通的龙崇拜吗？谁敢说今人视为龙的古物图像在古人眼里也被视为龙，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谓的龙，而不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象征物？只要这些问题依然被置而不论，出土器物就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适足以令研究者左盼右顾，无所适从。这意味着，出土器物愈是丰富，愈是要求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和释读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文献记载的准确解读是利用出土器物和图像佐证文献的前提。 龙的信仰和神话是一种观念，而我们首先是从传世文献中认识这种观念的，只有通过对文献的解读准确地把握这种观念的实质，我们才知道在那些纷繁复杂的出土器物和图像中，那些才是与这种观念相关的、因而才是能够用来佐证这种观念的实物材料。 对于古老的历史，文献是主要的记忆手段，因此，研究像龙这样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历史记忆，必须基于文献又回到文献（包括出土文献），那种轻视文献甚至摈弃文献而单纯倚重考古器物资料的研究取向，或许能够重建一个实证的过硬的考古文化景观，但是，那个全然建立于坛坛罐罐、残砖断瓦之上的景观又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何干？一个完全撇开文献传统而建立起来的所谓文化图景，又如何能增进我们对那些流传于简册和口碑中的古老信仰和观念（比如龙的信仰和神话）的理解？龙的信仰和神话一直是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而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对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应用，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