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博士点”议案引热议
摘要
江苏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发挥着非常明显的支撑作用,但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仍然面临着制度约束。
在今年的NPC和CPPCC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重点关注了大学的学科建设。目前,我国地方高校数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0%以上,平均有5.94名一级学科博士生,仅占部属高校的三分之一。袁寿其发现,与下属大学相比,地方大学在设立博士学科方面“损失很大”。
博士授权学科数量不足已成为制约地方高校培养高层次人才、提升内涵的重要瓶颈。袁寿其表示,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地方高校在培养博士生方面与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责任和作用远远不相称”。
然而,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地方高校由于“指标”原因难以获得博士学科授权点。以江苏大学化学学科为例,其学科水平发展迅速,但由于指标之间的关系,未被批准为博士学科授权点。袁寿其希望学科授权能够分散。
争议:
数量平衡是难点。
事实上,这个问题也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关注。去年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印发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部署了博士学位授权点自主调整试点工作。但意见明确规定“新增授权点数不得超过撤销授权点数”。
这一规定的含义是,自主权已经下放给高校,高校可以对其授权点进行内部优化,并进行动态调整。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我国教育科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学科点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高校将受到“增加的数量不得超过取消的数量”这一限制的深刻影响。地方大学仍然需要更多的政策来支持博士人才的培养。
在此基础上,袁寿其建议对已经进入基本科学指标集(ESI)并且目前拥有硕士学位的非一级博士学科给予学士学位指数。
目前,ESI指标已被学术界广泛用于评价学科的国际影响。目前,国内教育主管部门也将环境影响评价作为评价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
袁寿其告诉记者,虽然中国555个进入ESI排名前1%的学科已经完全达到了一级博士项目的水平,但它们还没有获得博士项目授权,这极大地限制了学科甚至大学的发展。
然而,该报采访的一些NPC和CPPCC成员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校长表示,“新增授权点数不得超过撤销授权点数”,这不仅意味着动态调整,还意味着控制数量。与此同时,ESI指数作为评价学科的标准在国际学术界被广泛使用,但它相当于SCI的一种变体,目前面向SCI的科研评价体系受到广泛批评,因此也是不合适的。
延续:
声音仍然是NPC和CPPCC的热门话题
在过去的两年里,诸如“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和“将权力下放给大学”这样的声音一直被听到。袁寿其是其中之一。在今年的两会上,记者们也听到了更多的声音。
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峰表示,目前的博士后管理过于僵化,管理成本过高。应该废除这一制度,并下放给相关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以便它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博士人才并开展研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中国教育协会会长钟秉林也表示,教育部应进一步下放权力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以调动和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应进一步转变职能,遵循教育规律,尊重实施,进一步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20多年前,国家颁布了专门的《高等教育法》,并制定了7项关于高等学校教育自主权的规定,但这些权力尚未基本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雅丽表示,该校从招生到毕业仍然以行政指标为指导。“大家的眼睛都亮了。他们怎么能低头学习呢?”
建议:
加强监管
顾雅丽建议,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部应该发挥指导作用,而不是直接管理作用,并敦促省市教育当局下放权力。
例如,如果大学是应用型或学术性的,教育主管也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加以限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顾雅丽认为,教育部应该把权力下放给高校。高校应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通过高校管理学校的规章制度,确定学校的教育方向、价值观和管理模式。只有这样,高校才能真正集中精力,发展自己。
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大学副校长高玲表示,在过去两年里,教育部下放了很多权力给地方和高等教育机构,但为什么学校和公众感觉不那么明显呢?当然,还有社会期望值高的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传递所需的时间和过程。
“毕竟,当你被赋予权力时,监督和管理的义务也就赋予了你。因此,地方*应制定政策执行措施,并重新考虑具体细节,这是政策有时滞后的原因之一。”高玲说。
高玲还强调,当权力移交给地方*时,地方*对高校的管理和干预程度有时会更加细致和具体,这似乎更加严格和规范。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学院、大学和社会感觉不到国家权力下放的客观原因。
高玲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让公众对高等教育改革有更多的耐心外,教育部还应加强对基层部门的指导,在精简行政和下放权力的同时,督促政策的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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