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明成祖命三宝太监郑和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万多人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至福州闽江口五虎门内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目前已知最远曾达东非、红海。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五百年提出海权论，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一说宣扬大明威德，《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说寻找建文帝，《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一说发展贸易缓解财政支出，有史料称郑和下西洋使“贫民致富”、“国用充足”；另有包抄帖木儿帝国、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军事复员问题等说法。

中文名：郑和下西洋

外文名：ZhengHe'sVoyages

次数：7次

船只：一次200多艘

船员：一次达2.7万人

使节：郑和、侯显、王景弘等

起止时间：1405年—1433年

主要人物：朱棣、郑和

出发地：太仓刘家港、长乐太平港

1、背景

政治方面

经过洪武时期的多次打击，蒙古人已经基本退出了漠南，对明朝边境并不构成直接威胁，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永乐没有后顾之忧，以利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

但此说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说是，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国。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郑和七次下西洋，碰到三次战役，其一为帮助某一小国政权转换，一为某国想偷袭郑和船队，一为海盗集团，三者都是小战役（下篇会再详述）。有人依此视为郑和下西洋有当“国际警察“之作用。但这些只是顺途发生事件，不可能是主要动机或目的。郑和碑文有言“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清宁，番人仰赖者“，可证实此言。

燕王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名，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明成祖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永乐，但对于建文帝的失踪及其遗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明朝历史文献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没有被烧死，而逃亡海外之传言，甚至有说出家于二十年后，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认为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的主因为寻找建文帝。但此种说法不一定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可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而绝大多数学者已不相信此说，但历史小说常常为了戏剧化，尚强调此可能。

明成祖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另一方面，明成祖也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并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远航的活动就势在必行了。

外交方面

西洋各国对于郑和庞大百艘巨舶及数万兵士，浩浩荡荡迫临其海域，当然会有小巫见大巫，战战兢兢之感。所以“扬威跃武“作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只为海外展示国力，对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费那么大的经费及军力呢？故“扬威跃武“不可能是永乐帝的“终极“目的。

其实，郑和的宝船每次都载了许多宝物，送给每一个访国之国王，做为“礼物“。并且许多国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并带了其国之特产珍奇，返回明都进贡。这些外国使者来中国后，过些时间要郑和船送他们返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所以永乐年间，海外朝贡国家由洪武帝年间之几国，增至30余国。其中满剌加（今马六甲）和浡泥（今北加里曼丹和文莱一带）两国与明朝的关系最为密切。永乐死后，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宣帝初年，希望有外国来朝贡，才有第七次之行。

再者，这共28年间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两年，故约有一半年月，郑和船队络绎不绝之中国至西洋之间。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呢？

贸易方面

西洋诸国，对明朝出品之陶瓷、丝绸等，都极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所以下西洋当然有某程度中外两方贸易作用。但若贸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故学界所习用“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为郑和下西洋动机之说，是把“贸易“重要性过于夸大了。

文化方面

原为中国东南沿海区的妈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对郑和下西洋人员是很重要的。因为访问西洋各国有七次之多，妈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传播到南洋诸国。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响至今的。但这些相互海事与宗教信仰之发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动机。

2、条件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至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

大明混一图

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明太祖于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对外扩展海外贸易，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中国唐宋元朝以来发达的造船技术；

中国古代罗盘，火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地方支持：江苏、福建等提供的支持

中国的元朝的远洋贸易传统，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永乐帝明成祖宣扬大国国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郑和船队上的海员、明朝军队士兵、翻译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船队编制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于哥伦布远洋航行对照表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武职簿》来看，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

根据中国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别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明宣德六年（1431年），地处福建的小城福建福州长乐县骤然喧哗起来。一支两百多只船、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南下，泊在县城西边的太平港。福建长乐县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当年庞大舰队屡此驻扎于此，伺风下海。这里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竖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癨，将郑和塑像供奉在寺庙中，合乎一般民间造神过程的。

永乐帝即位当年，他就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龙江造船，他动员全国造船力量，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远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当属15世纪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南京龙江造船厂遗址现有郑和宝船模型一座。

造这么巨大的船，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的载重量，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以“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

永乐年间，郑和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饱受强国欺凌的满刺加国，就是在郑和的帮助下获得独立的。

事实上，与贡品相较，“际天极地皆王臣”的满足感才是皇帝更看重的东西。明成祖在位时，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贡物后，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赏赐物品与贡品的差价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每百斤值1两，但作为“贡品”，明朝*给予每百斤20两。

具体赏给了巫宝赤纳什么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一贯大方，却是事实。赐给各国国王、王族丝绸、瓷器等物品，丝绸动辄数千匹，“永乐间多给铜钱”。1405年赐给*王铜钱150万枚，次年又赏赐1500万枚，王妃500万枚。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

赏赐之外，招待贡使也是一项巨大开支。完成繁杂的朝贡手续，往往需要很多时日，而沿途往返的车船住宿均由*承担，另外还给银锭作为车马费。于是，许多贡使和大批随从，一边从容处理自家的贸易，一边乐不思蜀地等待。巫宝赤纳在中国待了大半年时间，便逢上郑和出航。有的贡使为了搭乘免费的宝船回国，甚至一等就是三年。

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初八，郑和船队抵达满刺加国，先送巫宝赤纳回国复命，然后前往暹罗国宣读明宣宗的敕书，告诫其“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具体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郑和往返满刺加和暹罗两国之间，忙了一个多月才调解妥当。

八月十八日，船队到达苏门答剌，然后去阿鲁、那故儿、黎代、南渤利等国访问。前几次下西洋，郑和已在这些国家举行过封王仪式，赐其国王或酋长玺书、彩币、御窑瓷器等物。

朝贡贸易

事实上，郑和船队，又名取宝船，他所率领的部属，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资的军队，从西洋各国猎取珍珠、玛瑙、香料、奇禽异兽等“宝物”，运回国之后，主要是供皇帝和贵族享受。这些宝物，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

巨型宝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类型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它的铁舵，须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船队。

在于《崇明县志》中却有记载说，郑和舰队返航后，在永乐末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竟然因为其中的宝船太大而无法驶入刘家河，因此宝船不得不回到崇明去停泊。《明史》以及其他资料都没有记载能证明那年出现了大旱或者水文异常，也就是说当年的长江水位是正常的。可著名的太仓刘家河港竟然不能让宝船驶入，可见其吃水之深和尺寸之大，这极可能是在南京或福建附近等入海口船厂所制造的大号宝船。

同时，在明代南京龙江船厂遗址上，于1957年5月和不久前两次出土了全长超过11米的巨型舵杆，如果以正常比例来推测船体大小的话，是确实存在着44丈长和18宽的大木船的，而支持存在大“宝船”的郑和研究学者，也为数不少，如郑鹤声、郑一钧、庄为玑等著名学者均持此说。

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郑和下西洋船只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四十四丈“宝船”。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右图为按照当年郑和船队中的中号宝船尺度设计建造的仿古宝船，展示于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船长63.25米、船宽13.8米，6桅8帆，排水量约1300吨。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抄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3、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动机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明成祖为“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明成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明成祖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明成祖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第三件事是与南海（今马六甲海峡）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构建大中华文化圈（政治目的）。

发展海外贸易（经济目的）。

宣扬大明威德《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是可信性较高的观点。

招揽海外诸国称藩纳贡。

4、过程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一四零五年）六月，三宝太监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爪哇古名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为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误杀，计一百七十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急于向麻喏八歇国进行宣战，给以报复。

“爪哇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要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而且又无辜损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战斗。然而，郑和身负永乐皇帝的秘密使命，怕一旦大开杀戒，沿路西洋各国恐惧明朝前来侵略，之后又得知这是一场误杀，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明皇朝，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明王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郑和下西洋

爪哇岛三宝垄纪念郑和六百周年活动组委会成员向记者谈及此事，都十分敬佩，说郑和对各国不论强弱亲疏，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即时两国发生冲突，仍能保持极大的克制，委曲求全，以理服人，表现出对邻国的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使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定居在这里也感到脸上有光，我们以郑和为骄傲。

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随后到三佛齐旧港，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郑和兴兵剿灭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贼船五艘，生擒海盗陈祖义等三贼首。（注释：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在回航时抵达陈的驻地。陈祖义认定郑和庞大船队“有宝物”，就想抢。但他小瞧了郑和。陈祖义率众海盗来袭时，郑和早有准备，采取“火攻战”烧毁海盗船，船只燃起大火、海盗鬼哭狼嚎，共杀死海盗5000余人。惊慌失措的陈祖义见此，早没了“海盗王”气势，被郑和生擒，*船中押解回京后处斩。）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主要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这次出访所到国家有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渤尼（今文莱）、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里等。到锡兰时郑和船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永乐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船队于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多人。

《郑和航海图》记载郑和航海路线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刘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国，正使郑和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暹罗不敢扰。满剌加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

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碑现存于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贼兵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

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献亚烈苦奈儿与永乐帝，朝臣齐奏诛杀，永乐帝怜悯亚烈苦奈儿无知，释放亚烈苦奈儿和妻子，给予衣食，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选贤者邪把乃耶，遣使赍引，诰封为锡兰山国王，并遣返亚烈苦奈儿。

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领妻子陪臣540多人来朝，朝廷赐海船回国守卫疆土。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八月礼部、兵部议奏，对锡兰战役有功将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头功，头功次等，各有升职，并赏赐钞银，彩币锦布等。

21条航线：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马欢记为“宝船六十三号”），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郑和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

1413年郑和船队到苏门答剌，当时伪王苏干剌窃国，郑和奉帝命统率官兵追剿，生擒苏干剌送京伏诛。1413年郑和舰队在三宝垄停留一个月整休，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肯尼亚），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榜葛剌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五次下西洋

宋末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之侄蒲日和，也与太监郑和，奉敕往西洋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为赶东北季风，郑和率船队很快出发，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刺和阿丹等国使节。

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以外番多不来朝贡，命郑和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随行有太监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根据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记载，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

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抵达福建长乐港。郑和船队在长乐停留约半年，在此期间，郑和曾率领兴平三卫指挥千百户和州府官员，到福建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宫。又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长乐天妃宫，十一月建成，树立《天妃灵验之记》碑，并铸造铜钟一口，铭文：“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从占城起航，二月六日抵达爪哇。六月十六日起航，二十七日抵达旧港。七月一日启航，八日抵达满剌加。八月八日启航，十八日抵达苏门答剌。十月十日启航，十一月六日抵达锡兰山。十日启航，十八日抵达古里国。二十二日启航，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忽鲁谟斯。八年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国。返航途中，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二十日大船回洋。四月六日到苏门答腊。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剌加。五月十日回昆仑洋，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启航，经南澳山，望郎回山，碗碟屿，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六日到南京。

5、结果

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重启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土木之变后文官*已经彻底形成，郑和下西洋是国家垄断贸易，同时造船等复杂的国家大型工程产业链很长。郑和下西洋，支费浩繁荣，库藏为虚（《明史》卷三百三十二）。据粗略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二千艘海船。另据计算，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由此可见，下西洋船舶耗资之巨。这还只是一部分，此外，对大量的外邦来朝贡者，论级行赏，数字极为可观，《永乐实录卷一百一十九》：明成祖曾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虽加厚不为过也。”

约在万历二年成书的浙江嘉兴人严从简所撰《殊域周咨录》中记载：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在某太监怂恿之下，皇帝也想下西洋取宝，派人到兵部索要郑和下西洋历史资料，但没有找到。兵部尚书（相当今国防部长）项忠要处分档案官，在旁的刘大夏便说：“三保（施按：此指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煆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殊域周咨录》据内库档案写成的。由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的陆树声所撰写的笔记《长水日抄》中也记载了类似内容。后人不加明察。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

而事实是，在停止国家组织的洋活动的同时，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从明朝开国到第七次航行结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巨资打造庞大的舰队，三十年间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则是严厉的禁海措施，

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

明成祖继位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是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

总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权，它对于海洋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断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贸易，更不用说海洋探险，有严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唤奈何！

所以说，中国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是明朝统治集团对于海上活动的国家垄断。

明朝海洋政策的失败，主要并不是国家放弃了经营，而是对民众海上活动的禁锢。虽然他也指出了数千万无名英雄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凭着勇气和求生的欲望，赤手空拳，乘风破浪，到海外开拓新世界、新事业，但是，他没有注意到，

正是皇权的无限和绝对，

正是国家对海洋权益的垄断，才是导致中国失去海洋数百年的原因。

事实一直都是，除了皇家许可，否则片板不能入海。这种政策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明朝，从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动是犯罪行为，民众一出海便成为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为有所发现而成了民族英雄。不同的政策锁定了海洋活动的方向，在明朝，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满足，一旦他们听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从国家层面到百姓层面，彻底地*了海洋，以至于造成了在世界史的关键时期海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缺位。

国家造船在某种程度上带动沿海经济异常繁荣，破坏了沿海世家大族的走私利益的垄断地位，最后动用了政治关系用党争把计划取消。由于郑和海军宝船疏废，间接导致海上倭寇横行。世界最强最大的郑和舰队大航海，比之欧洲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早了整整将近一百年，可最后郑和舰队辉煌的航海成果，却以一种滑稽的形式被彻底毁灭了，中国和人类社会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擦身而过。

6、意义

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洋洲等地。证据出自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名称为《天下全舆总图》，反映了天下诸番向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进贡的场景。地图左上角有注文写道：“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即图上有红圈者皆是原《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标注。公元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由于大明永乐十九年的北京紫禁城的那次大火把郑和下西洋的大部分资料全烧了，所以国人今天看不到了。在世界航海史上，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证明郑和舰队环游世界的《天下总舆地图》

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加强了中国明朝*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再没有此类的壮举。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享、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多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下西洋中所做的海外政治干预中，以长远影响来看，最重要的是操纵马六甲海峡（往来中国及海洋贸易的要道），选择扶植强盗头子拜里迷苏剌，于1409年郑和授与其国玺及皇袍。拜里迷苏剌曾亲自往中国朝贡，使其在马六甲沼泽地的据点成为日渐富庶繁荣的商业中心。

7、轶事

郑和船队到达旧港（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的时候，突然遭到海盗的拦截袭击。这群海盗的头领叫陈祖义。陈祖义本是广东人，洪武年间跑到南洋，召集一伙人占领了旧港，常常打劫路经此地的商船，许多国家的商人都深受其害。这一次，陈祖义见郑和船队船多兵众，不敢贸然下手，就假意向郑和投降，暗地里却准备打劫船队。郑和及时发现了陈祖义的阴谋，立即部署对策。等陈祖义率众人来抢劫时，他指挥将士们把海盗打败，杀死了五千多人，烧毁了海盗船只十艘，俘获七艘，还活捉了陈祖义。

在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赠送了许多礼物给明朝，表示两国修好。哪知贪心不足的亚烈苦奈儿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就假意请郑和到他的宫殿。盛宴招待之后，他再次向郑和索取金币，暗地里却发兵去劫夺郑和的船队。郑和沉着冷静，了解到锡兰山的大部分兵力已派去攻打船队，都城空虚，就火速传令，调来了两千多将士，出其不意地攻打了锡兰山的都城，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领兵打劫船队的将领听说明军回攻都城，赶忙下令撤兵回救。郑和的军队乘胜杀了个回马枪，又把敌兵打地溃不成军。他们只得向明军投降了。郑和当场释放了投降的将士兵卒，只把亚烈苦奈儿和几个重要官属扣留在船上，然后继续访问其他地区。

当郑和的船队到达木古都束时。国王亲自去迎欢，并且设宴款待。郑和向国王和王妃赠送了丝织品陶器和茶叶。国王送给明朝皇帝一只珍贵动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长颈鹿。回来的时候，不仅带回来了十七国的使节，和他们同来中国访问的，其中有的是王子，有的是王叔王弟，都同明朝建立了邦交。郑和还带回来了忽鲁谟斯的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的麒麟、长角马哈兽；木古都束的花福禄和狮子；卜刺哇的千里骆驼和驼鸟。

郑和在国内休整了一年多时间后，永乐十年十一日，成祖又令他第三次远航西洋诸国。这次正好赶上了东北季风时节，郑和的船队顺风而行，不久就到达苏门答刺（今印尼苏门答腊岛）。

苏门答刺刚刚经过一场大的事变，使郑和的访问遇上麻烦。原来，苏门答刺的西面有个那孤儿国。1408年（明乐永六年），那孤儿国和苏门答刺打了一仗，苏门答刺国王中箭身亡。王子年龄尚小，不能替父王报仇。王后却复仇心切，她晓谕全国：谁能领兵打败那孤儿国，替先王报仇，我就嫁给他，并请他当国王。一个有本领的渔夫奋勇领兵打败那孤儿国的军队，杀了他们的国王。渔夫娶了王后，当上了苏门答刺国王。老国王的儿子长大以后很不甘心。他培植了一伙心腹勇士，乘机杀死了渔夫，自己登上王位。郑和到达苏门答刺后，向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品。

渔夫有个儿子苏干刺，想替父亲报仇，发兵攻打苏门答刺，企图争夺王位。没想到反被新国王打败了。他只得逃到一个叫邻山的地方，自立一寨。他听说郑和赠送给苏门答刺新国王许多礼物，却没有送礼给自己，心中有忌又恨就带领几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船队。在苏门答刺的配合下，郑和指挥将士英勇还击，把苏干刺的兵众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一个叫南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苏干刺和他的妻子、儿子。到永乐十三年回国后，永乐帝下令把苏干刺杀了。

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明代的第五个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又一次派遣郑和、王景弘率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等二十来个国家。因为这次访问的国家多，地域广，路程远，因而时间也就很长，到1433年才启程回国。不料船队返航至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时，六十三岁的郑和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王景弘命人把郑和的遗体妥为装殓，准备回国安葬。当时已进入夏季，热带气候酷热，船队航进爪哇（今印尼爪哇岛）时，眼见郑和的遗体难于保存，已不可能运回国内安葬，王景弘只好决定埋葬在当地。

8、其它

郑和档案被毁之谜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郑和发现美洲论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大利亚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述。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天下全舆总图

刘刚称此图绘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是一张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复制品，名称为《天下全舆总图》。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2002年在云南大学开幕的“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英国人孟席斯（GavinMenzies）作了题为《郑和是环球航海第一伟人》的主题报告，提出“郑和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洋洲等地”等观点孟席斯在报告中从4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美洲大陆不是欧洲人发现的。郑和船队的世界地图的精确绘制时间是1423年，早于欧洲人的航海发现。欧洲探险者启航前，地图上已经有了他们前往的国家和地区，绘制精确并且标明了航程，哥伦布、D．C达伽马、麦哲伦库克等人的日记能证明这一点。欧洲探险者使用的地图，如“皮里·雷斯”地图，早在他们到达南极洲400年前就问世了，上面绘出了南谢特克岛及南三明治岛等。

其次，郑和从1405——1433年间7次远航，1430年出版的《异域图志》中画有各大洲特有的动物，如印度的狮子和大象、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南美的犰狳、美洲豹和磨齿兽；郑和南下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留下了刻有经度和纬度的石碑。孟席斯指出，当时中国已有了600年航海史，只有中国有实力派出规模庞大的船队对世界地理进行探测，精确探测经纬度，为“皮里·雷斯”、“康提诺”等著名地图的绘制者们提供了必需的资料。未遭破坏的中国地图、航海图如“康尼多图”标识了东非、南非和西非，“*瓷器图”标识了澳大利亚等；1420－1430年间中国的航海指南和星象图如《吴裴志》绘制的星象，也证明了中国人曾到达过南美、澳大利亚、爪哇等地。

第三，远东、印度洋、非洲、北美和大西洋海岸、南澳大利亚等地，第一批欧洲探险者发现有中国人或亚洲人，而上述地区的土著人对欧洲人到来之前，就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亚洲人有大量描述，这些区域发现了有中国特征的沉船遗骸、瓷器、陶器，以及人工制品、石头建筑等等。第一批到达美洲的欧洲人发现了提取染料、制铜、采矿等中国常见、而当时世界领先的技术，并且发现了亚洲特有的动植物。

第四，DNA分析发现加利福尼亚、巴西、澳大利亚等地的土著人中有可能含有中国人的DNA，而美洲各民族中都发现只有中国和东南亚才有的病症。孟席斯说，上述证据表明，1421年3月－1423年10月，四支中国大型船队进行了环球航行，这些船队上的水手及其家眷定居在马来西亚、南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中国人（郑和船队）最先发现并定居美洲新大陆，并绘制了世界地图。

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造船术、航海技术等中华文明，不可否认的成为人类历史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孟席斯是2000年3月15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演讲时首次提出这一观点的，此后掀起了全球郑和研究的热潮。这一学说发表后，来自世界各地支持他论点的证据大批寄到他的研究室。

孟席斯在云南大学的报告持续了1个半小时，他播放了幻灯片，所列证据多达28页，比3月在伦敦公开了更多的证据。并向一些参会代表赠送了他的新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部分与会的中国学者如*中华战略学会特约研究员刘达材、云南师范大学马超群教授开始认可孟席斯的观点。

与西方新航路开辟比较

郑和下西洋，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正如前文说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欧洲人对美洲的新开发，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来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金银贬价，使得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为殖*义和奴隶贸易开辟了道路。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评价。

9、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创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迹。

促进海外贸易

燕王朱棣兴靖难之师，夺得帝位，赏赐功臣士兵，召集天下儒生编辑永乐大典，造大船，遣太监郑和六下西洋，遣大兵攻打越南，又营建北京宫殿，用南方五省赋税，历14年营建武当山道观，所费以万万计，致使国库空虚，馈饷空乏。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明成祖推动下西洋，扩大海外贸易。根据学者估计，下西洋贸易开放政策，为明朝*带来的利益，至少合黄金二三十万两，白银千万两，是宋元市舶司收入的十几倍。另外，得到明室发出勘合的藩属国因可以于3个通商口岸如泉州和宁波通商而向明朝国内输入了西洋货品，如芦荟、金镶戒指。

在外交及军事方面，郑和下西洋的功迹包括推翻斯里兰卡王朝及苏门答腊君主、惩治了海盗并扶植马六甲一小渔村将其变成一强大国及货品转运站。

影响马六甲海峡

郑和下西洋中所做的海外政治干预中，以长远影响来看，最重要的是操纵马六甲海峡（往来中国及海洋贸易的要道），选择扶植强盗头子拜里迷苏剌，于1409年郑和授与其国玺及皇袍。拜里迷苏剌曾亲自往中国朝贡，使其在马六甲沼泽地的据点成为日渐富庶繁荣的商业中心。

明成祖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而且明成祖是个军人，他想要超越成吉思汗式的功业，然而陆地上的帖木儿帝国、亦力把里、北元残部已经内附称臣，为了战争而生的朱棣只能领着大军满世界发泄他心中军人的欲望，既然陆地上再无对手明成祖只好把扩张的目光放到海上。使明朝时的中国成了拥有东南半岛、朝鲜半岛横跨两半球的帝国，兼海权与陆权一体。乃至明亡后朝鲜屡发“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之类言论。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复国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19世纪下半叶还有朝鲜儒生自豪地说“唤我作大明人”。

10、评价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5世纪初中国人的伟大海上航行”。

梁启超：“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孙中山：“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

*太监郑和的一生，是中国明成祖时期海洋扩张政策“最惊人的展现”。

郑和的成就清楚证明中国有称霸海洋成为海洋帝国的潜力，东南亚攸关中国经贸和国防的港口，郑和采取了积极干预内政手法。

11、后世纪念

地名，中国南沙群岛有多处以参与郑和下西洋的人士命名的岛礁。

郑和群礁，位于南沙群岛的群礁。

尹庆群礁，位于南沙群岛的群礁，来源于配合郑和行动的明朝中官尹庆。

马欢岛，位于南沙群岛的岛屿，来源郑和随员马欢。

12、艺术作品

书籍

《与郑和相遇海上》

影视作品

交响京剧，《郑和下西洋》，天津市青年京剧团。

198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1405－1985年）而发行的4枚纪念邮票。

2008年吴建荣执导动画片《郑和下西洋》

2009年罗嘉良主演电视剧执导电视剧电视剧《郑和下西洋》。

13、现代发现

肯尼亚现人骨遗骸

2017年7月28日，在肯尼亚拉穆郡曼达岛开幕的首届“古今中国与东非联系国际论坛”上，由中国、美国和肯尼亚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宣布在曼达岛发现了具有中国血缘的3具人骨遗骸，其中一人可能生活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美国考古学者查普·库辛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考古学者首次在东非地区发现具有中国血缘的古代人骨遗骸。

参与发掘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朱铁权说，在曼达岛发现的这些人骨遗骸，具有东亚人独有的铲形门齿，同时经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鉴定，均具有中国血缘。

朱铁权说，利用碳14测年技术所得结果显示，在3具人骨遗骸中，其中一人生活的时间与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基本吻合，另外两人生活的时代则相对稍晚。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郑和率船队在15世纪七下“西洋”，先后访问了亚洲和非洲的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麻林地（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和慢八撒（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朱铁权说，这次考古发现为探讨郑和船队是否到过曼达岛以及是否有船员留在该岛提供了新证据。联合考古队于2012年12月在曼达岛工地进行了首次考古挖掘。除了人骨以外，考古队还发现了古代城市遗址，不同时期的中国陶瓷、中国料珠、明永乐通宝等。

出席论坛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詹长法说，考古学和人类学相互借鉴以及多种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考古发现为探讨古代中国与东非友好往来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