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

王明（1904年生(甲辰年)~1974年3月27日逝世），安徽六安人，原名陈绍禹。1926年加入中国*，曾任**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死。

姓名：王明

出生日期：1904年4月

逝世日期：1974年3月27日

出生地点：安徽金寨

职业：革命家、政治家

毕业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学

信仰：共产主义

1、人物履历

王明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

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

1925年去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同年冬回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

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

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政治纲领。

1931年中国*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政治局，很快又补入*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领导权。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七大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委员。

1949年*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去苏联定居，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攻击中国*。

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

2、人物评价

王明、博古与*合影

对于中*史上的重要领袖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对其犯错误的根源有时也缺少中肯的分析。新版《中国*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为全面认识王明提供了新的正确的视角。

在*革命时期的中*史中，王明是非常出名的，以犯有重大错误而出名。从延安整风运动起，对王明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新近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这是对王明研究的一个新进展。

新近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了哪些新评价？怎样看待这些新评价？

新近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新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王明的错误的定性有了新的提法。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把他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历史》第一卷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二是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的错误作了区分。虽然指出了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和影响，但在阐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明确指出了临时*的责任，而没有沿用传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称谓，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三是指出了王明的功绩。如他在共产国际期间，主持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要求*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主持起草的著名的《八一宣言》；他在*代表团会议上的《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等，并对它们的作用给予了肯定。怎样看待新版《中国*历史》对王明的新评价。

《中国*历史》第一卷所作的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毫无疑问，王明在*革命时期是有严重错误的。中国*内的教条主义并非始自王明，但把教条主义推到极端地步的却是他。他比李立三更“左”、其教条主义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色彩，尤其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因而对全党的影响更大、更深，统治全党的时间更长，危害也更大。尤其是经过对其错误路线的强力推行，其唯上唯书、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长期笼罩了全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严重的曲折过程。抗战初期他的右倾错误，虽然由于有*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没有造成全局性的灾难，但在党内形成了思想混乱，对党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当时，蒋介石处心积虑阴谋利用抗战、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搞垮*，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在当时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王明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与*的合作而忽略党的独立自主的主张，必然将把党和革命事业带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若循此以往，则党的前途、革命的前途不堪设想。这些，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事实清楚地表明：王明是不堪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其主张是错误的并且对党的危害极大。

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在评价王明错误时，有两点应当看到可是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战略思考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不符合中国实际，甚至损害中国革命。而共产国际要求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极大地制约着中国*人对中国革命的探索。既缺乏独立探索意识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就是因为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而被赏识推举到*领导职位上来的。因此，他的教条主义就既有他自身的原因，同时又有共产国际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作为中国*的党员和重要*，王明在当时的政治信仰、奋斗目标是无可非议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反对*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抗战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维护中国*的政治地位上，他与*为代表的党*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王明的思想动机、基本政治立场是不错的，他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错误（当然，这些错误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错误）。对此，**曾明确指出过。如*为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在尖锐地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时，指出：王明等人在推翻*，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一再宣布：王明等人的问题是“党内错误问题”。我认为，明晰这两点对正确地评价王明是十分重要的

既然王明没有背离党的立场，并且在抗战时期遵照党的指示，在与*谈判中拒绝蒋介石“融化”*的要求、批判*“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为维护党的利益与*顽固派的其他一些斗争，以及在抗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的立场的言行，可以断定：虽然王明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的右倾错误，但绝不是政治信念发生变化，他没有背弃*而转向*，不是要投降*，因此不能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主义”。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他国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论述和指导中国革命，而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不考虑中外差异和时空的不同。土地革命时期，他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源自于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他所谓革命高潮的形势判断和强调的“进攻路线”，也是根据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而提出的；他坚持的“城市中心论”道路、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是照搬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如此等等。因此，用“左”倾教条主义来概括，最能反映他的错误的基本特征，由此，其错误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在*问题上表现为惩办主义。用之来概括统治在这一时期的错误，要比用“左”倾冒险主义准确得多。

王明与临时*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委任博古等人组成临时*，王明是有很大责任的；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和思维方式，也对博古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后来临时*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部署，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呢？还是主要受王明的影响呢？还是临时*执行教条主义的结果呢？这是尚不清楚和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有一点起码可以明确，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或大部分责任不应该由王明承担，以前所谓“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在评价王明时，还有一点不应忽视，就是王明虽然犯有大错，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必须全面客观地考察，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革命时期的王明，才能对他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

3、走上领导岗位

王明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王明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远大于“功”。

前排左三为王明，后排右一为*

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来中国招收第一期中山大学的留学生，王明被录取。10月28日，王明与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伍修权等60余人由上海起程，11月28日抵达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制两年，课程主要有经济、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7类。年仅24岁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是列宁主义课的教员，他能言善辩，对远东革命问题较有研究，是王明崇拜的偶像。每逢上列宁主义课时，王明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王明在列宁主义课上的积极表现赢得了米夫的好感，又由于其在校内活动中表现积极，所以在1926年9月举行的中山大学学生公社(相当于校学生会)改选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来华，王明作为翻译陪同回国。米夫一行由莫斯科出发，先乘火车到达海参崴，又由海参崴乘船，于3月到达广州。此时，中国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武汉三镇，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风暴正处于巅峰时期。米夫和王明一行到达广州时，国民*已迁都武汉，所以他们又经上海转武汉，并出席了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的*五大。

米夫和王明返回中山大学之前，校内正发生“党务派”和“教务派”的激烈争论。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校长职务，教务长阿古尔出任代理校长。阿古尔与俄共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由于在学校工作上各执己见，又各有一批支持者，形成了以各自为首的“教务派”和“党务派”。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中，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学习成绩很优异，参加了教务处的一些工作。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同学中较有影响，参加了支部局的一些工作。因此，一些中国学生也被卷入这场“党务派”和“教务派”的争论。

恰在“党务派”和“教务派”争论不休之时，米夫和王明回到了中山大学。王明见有机可乘，便向米夫献上了一箭双雕的“妙计”，他让米夫首先把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种*”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然后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这样既可以掌握“党务派”，又可以搞垮“教务派”，从而全面控制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并取得了成功，还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因“献计有功”，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

1929年3月，王明结束了在中山大学三年半的学习和工作，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回国内。在王明回国之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致电**，要求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接到米夫关于王明回国的电报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对王明的工作不做特殊安排，仍按惯例，留学生回国后首先到基层工作。于是，王明先被派到*上海沪西区委作宣传工作。同年7月底，又调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兼《红旗》报通讯员。1929年10月，王明被调到**宣传部，任**机关报《红旗》编辑和采访员。

由*江苏省委下辖的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调到*宣传部，直接来到**的机关报《红旗》工作，激发了王明的工作热情，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是根据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针对性较强的时事评论和政论性文章，也有一些是论述专门问题的理论文章。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入狱。王明被捕时是工人打扮，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因此，他买通看守，让其到位于鸭绿路的**宣传部资料科送信。信的大意是:“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

中宣部资料科是党的秘密机关，王明让*看守直接到党的秘密机关送信，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因此，王明被营救出狱后，党*给他以党内警告处分，并将其调离中宣部及《红旗》报，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编辑。

全国总工会是当时*领导下的最大的群众团体，《劳动》三*是全总的机关刊物。在全总工作期间，王明又在《劳动》、《红旗》上发表了19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推波助澜。由于王明在此期间积极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因此，只在全总工作了3个月左右，就又被调回**宣传部任秘书。

“立三路线”是中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其产生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紧密相联。但是，*在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否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敌我力量的估量以及制定冒险主义武装暴动计划和成立行动委员会等方面，又与共产国际的文件与意愿之间有些不一致，造成了在具体行动方针上与共产国际的矛盾。

王明回国以后，本来是“立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对马列著作引经据典，对共产国际决议照抄照搬，这就与“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的李立三在某些理论观点上发生了分歧。1930年7月9日，在*机关工作人员讨论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的会议上，王明就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一省与几省的政权以及反右倾等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王明等人当场掏出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摆在桌子上，引经据典，与李立三等*领导展开了一场学院式的争论。搞家长制的李立三在理论上争辩不过，就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者”等帽子，并由向忠发当场宣布，立即撤销王明全总党团秘书的职务。随后，**又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1930年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结束了“立三路线”。但是，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国际十月来信)。该信在指责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同时，也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从而造成了中*内领导层的新危机。这成为王明上台夺取党的领导权力的契机。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委派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亲自来华，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上台。

米夫来华后，把王明封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和“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之后，又以应该提拔“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为借口，将王明提拔为*江南省委书记。

1931年1月7日，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为了确保王明能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米夫提议，经**同意，王明等15名非*委员也参加了会议，而且这15位代表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同*委员享有同等的权力。

会前，米夫亲自起草了《*四中全会决议案》，并拟定了准备补选的*委员和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政治局的名义提出。虽然在选举时不少代表反对王明任政治局委员，但在米夫的精心安排下，原来连*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仅被补选为*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于11月7日抵达莫斯科，就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在离开前，王明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组成**临时政治局，临时*总书记博古充当了王明代理人角色，继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

4、“制服”*

1931年王明遥控的临时*“制服”*

*与谢觉哉、王明右一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革命根据地。

这时执掌苏区*局大权的是项英。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后，**决定在*革命根据地成立*苏区*局，决议*为书记。可当时*在上海实际领导**的工作而分身不得，书记一职便由先期到达江西苏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代理。而王明就是反六届三中全会才上台的，很快，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所派的项英就遭到王明新派来的“三人团”所排斥。

在*苏区享有很高威望的*这时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虽说王明、博古并不一定愿意与“山沟里的秀才”*打交道，但慑于他在红军、群众中的声望还不想得罪他，甚至还想拉拢他，利用他手中的枪杆子和声望，为其推行“左”的一套方针、政策出力。

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苏区*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局书记一职便由*代理。

6月20日，*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担任，朱德、项英任副主席。

*一时成为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加上他成功地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两次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一时声望大增。

本想拉拢*的王明，一看*的威望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发现*还有一整套自己的见解和方略，根本不可能服服帖帖地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如不制服*，那么好不容易夺来的**领导权就有被架空甚至丢失的危险。于是，他准备对*下手了。

1931年10月，王明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政治局同时也决定，*赴*苏区出任苏区*局书记。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临时领导机构，随后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博古为首的临时*，继续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王明在离沪赴苏之前，为消除推行“左”的一套的阻力，给*苏区发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目的是把他那一套强加给*苏区。

9月1日，王明向*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为首的苏区*局进行批评。

10月，王明又以*名义发来电报，批评*：“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的指示，*代表团即“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称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

*苏区*局代理书记*坚持认为，*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的看法。*代表团却根据临时*的指示精神，对*苏区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批判了*的三大“错误”：

一是把*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是“富农路线”。当时王明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是赶尽杀绝，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他们以生活出路。*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及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认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应给其出路，主张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忽视“阵地战”、“街市战”。

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的指示，决定撤销*的*苏区*局代理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失去了*苏区最高*的职位。

后来，为了解决军事指挥问题，1932年8月上旬，*苏区*局在兴国举行会议。在*的据理力争下，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事情还不止于此。

1932年5月20日，*临时*从上海发来一封长长的指示电，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对他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批驳。

电报称，*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对*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电报指示*苏区*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进攻路线，争取党和红军说服他的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临时*对*的态度，如果不转变立场，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

王明遥控的临时*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发电、开会，批评*的主张，一是想借此打击*，削弱他的影响，另外也是错误估计了敌我力量，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他们不了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盲目乐观地估计革命形势，主张进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和敌人对垒时，主张硬碰硬，“先发制人”。

*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两军对垒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必要时放弃阵地，实行退却，重在保持、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一套灵活的战术，自然不能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并被一再指责为右倾，而遭到了批判。

但*不为所动，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更信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得来的结论。

这样，*与王明临时*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

5、“左”倾遭批判

自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对*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格外重视。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1938年内召开党的七大，然而由于战事紧张和准备工作不足，七大未能如期举行。1938年9月至11月间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开七大。1939年6月和7月，*书记处先后两次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问题的通知，要求1939年9月1日前代表选举完毕。随后，全党范围的*七大代表选举，开始进入议事日程。

毛泽民正是在这一特殊时刻来到莫斯科的。

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安排，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这天夜里，毛泽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回顾8个月来的经历，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能够让他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为代表的中国党的正确路线伸张正义。同时，他又在仔细地思索着，还有哪些事情被遗漏，或者没有表达清楚。

几天前，共产国际执委会邀请毛泽民参加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会议。在会上，*将他起草的长达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进行了详细的宣讲，同时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问题，以及*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等等。最初，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会上发言，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来不及发表意见。特别是*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作”这件事，让毛泽民对中国党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极为担忧：由王明来作党*的组织报告，就意味着王明在党的七大后仍在党内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无疑为中国党埋下更大的隐患和危机！当然，这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党*的意见。

毛泽民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他立即起身，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毛泽民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掌握着党*最高领导实权，加上与李德的相互关系，使得*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使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毛泽民提议：即将召开的*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党章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与政纲。

其次，毛泽民提出*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作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布）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讲）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讲）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

再次，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军事冒险主义，都是由过早与过左所产生的。过去的教训绝不应忘记。

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与*、任弼时一道分析**状况，并就有关*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

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组织*问题作出了重要决议。在*七大召开前，这无疑是共产国际就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这年3月，*和任弼时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都明确讲过，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季米特洛夫委托*、任弼时告诉*，对王明要进行帮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的几位*军事*，按照**的指示，准备回国参加抗战。季米特洛夫在7月21日的日记中记有“邀集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和军事小组）座谈”的内容。*和军事小组，即*、刘亚楼、杨至成等人。季米特洛夫对*一行说“中国*是从错误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今天成为强有力的党了。你们要记着，要紧紧地团结在*同志的周围，像苏联的党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一样。你们回去，请代为致意上至*下至伙夫、马夫同志，说季米特洛夫向他们问好！”

就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部副部长维尔科夫、*部主任顾问久津和*部主任顾问莫尔耶夫等人，分别写下两份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问题”。

1940年12月，*政治局开会时，*开始把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

1941年秋，*开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明确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其思想特点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其组织特点是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

1942年2月，*接连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开始在全党肃清教条主义倾向的尝试，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1943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不久，**开始全面批判王明，将四中全会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之起源，王明是这条路线的祸首，并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来批判。

6、“七大”前后

从1942年春天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特别是使全体党员和*从王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从思想上彻底肃清王明“左”右倾错误在党内的严重影响。作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受“批判”的主角，王明先是打起了“学习*”的旗号，企图以此骗取*和党内大多数人的信任，蒙混过关。此计不成，他又把错误一古脑推在了别人身上，极力为自己开脱，还以患病为由消极对待整风和对他的批判。但严重的错误和事实不容狡辩，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

在《决议》通过前，*曾三次将决议草案送给王明看，王明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决议》通过当天，王明还专门给*和*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完全同意、服从和拥护《决议》对党的历史和他所犯错误所做的结论。然而，他并非是真心实意的，正如他后来在《*五十年》中所表白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反毛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945年4月23日党召开了“七大”。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处理王明错误的问题上坚决斗争，决不容情，但在对待王明本人问题上宽大为怀，格外留情。七大召开时，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的。参加完开幕式后，王明就离开了会场。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出席的时间大约为15分钟。在50多天的大会期间，他只象征性地出席了这么一次，无疑表明他的政治态度，也许是羞愧难当，也许是妒火中烧，也许是心灰意冷，也许是无言对抗，也许是体力难支……

整风运动后，王明的声望一落千丈，不少同志对王明更是深恶痛绝。这种情况预示着他很可能在“七大”的选举中失败，被淘汰出党的最高领导层。鉴于王明长期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为了照顾历史又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在选举*委员时，*事先在大会上和私下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说服代表们本着团结的精神，以大局为重，投王明一票。结果，王明以321票再次当选为*委员。虽然他在44名*委员中按票数排名列在倒数第二位，仅在博古之前，但实属不易。相对于虽也犯过“左”错误但第一个从王明教条宗派中脱离出来、对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起了关键作用并第一个完整地提出“*思想”概念的我党另一位重要*王稼祥，他则幸运多了。因为就连王稼祥也只在七大的选举中被选为候补*委员。可见，深受王明“主义”之苦之害的*和党*对王明确实是格外开恩了。不过，“七大”后，王明没能再进入*政治局。

“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转。于是，*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1946年6月，*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

1949年9月，王明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成为新中国政法战线的重要*，并于1950年负责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7、最后二十四年

1950年，赴苏三年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王明到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回京后病倒了。他没有出席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7个小时的报告。会后不久，他再次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

7月底，王明收到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8月17日，他致信*，以各种借口拖延写声明书。18日*在他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以前写好。”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党*提出了去苏联治病的请求。按理只有当他写完声明书后，才应准许他去苏联治病。但是，党*考虑到他确实有病，而且，当时苏联医疗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都比我国强。所以，还是同意了他赴苏治病的要求。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三年多。1953年12月9日，病情好转后，他与夫人孟庆树、两个孩子及保姆陈启珍又回到国内，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

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

1956年后，赴苏不归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宪法》，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被撤销。由此，王明在*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前，**曾将这个决议送给王明征求意见。他于1月28日给*写信说：“关于增加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我完全同意。”并说明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七届四中全会。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时好时坏，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时间后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王明向党*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决定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送到机场。孟庆树、两个孩子和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另外，还有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同往。王明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出发，2月1日到达莫斯科。

王明去苏联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1956年“八大”上，*仍提名王明为*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王明在97名*委员中得票最少，排列最后一名。

王明是作为**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与苏联有关方面很熟。苏联*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由于我国*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曾派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表示，他已不愿再回国了。

1966年“*”被批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期间又在苏联竭力反对“*”，必然会受到批判。特别是在批孔评儒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

王明后来在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一些亲属在“*”中遭受株连的情况。他在《中国*五十年》中说：“‘*’刚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一些报纸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此外，红卫兵按照*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还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其实，王明的手稿和藏书并不是被烧了或扔了，而是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党和*虽然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却是细心照顾。王明去苏联养病，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都给予满足。“*”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客死莫斯科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写完了《中国*五十年》，只过了4天，王明就一病不起，该书竟成了他的遗著。

王明在“*”发生以后，除了用诗歌攻击*和*外，从1969年开始，已经进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创作“高峰”，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和反对*、反对*思想的文章。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于苏联莫斯科，终年70岁。

8、婚姻家庭

夫人：孟庆树

儿子：王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