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近代中国史，率先揭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
1、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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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从此，经学研究在汉代盛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再加上武帝好大喜功，在思想领域，儒家取代了道家居统治地位。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实际上已经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结合，形成了“霸五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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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权
*集权的产生最早由中国战国时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统提出君主专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种政治结构，法家代表之一的韩非在他的论著中认为：现有社会局势混乱，割据*强大的情况下，需要君王统一国内一切力量来维护统治，这便需要有一个权力集中的*来辅助君王统治国家，扩大领土。同时在当时社会中农业自然经济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发展，同时作为社会中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地主而言，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镇压农民的反抗，来维护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
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对汉武帝说，现在推荐的官员，都是喜欢法家的思想，但不利于统一思想，他们的言论经常有扰乱舆论的危险。汉武帝于是让各地官员推荐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亲自主持考试。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时，回答得非常好。从此，汉武帝就开始重视儒生了，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有的还做了丞相。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来的，意思是废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以后，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学说，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法律。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的封建正统思想就开始确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确立是到了隋唐时期。
3、历史考辨
1、汉武帝有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关于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被学界津津乐道、充斥于大学讲坛和相关学术著作、几成定论的话题，近20年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在《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认为董仲舒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从汉武帝乃至整个汉代也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
对于孙景坛先生上述观点，学界有不少人反对，但提不出可靠的文献、史料加以反驳，而有的学者譬如宋定国教授则依据可靠的史料、文献，在既肯定孙景坛大胆质疑精神的基础上，又进而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辨。在《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1月版)中，他写道：首先应当肯定：第一、孙先生不迷信古今权威，敢于依据文献，发现破绽而提出质疑，这种求索和较真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第二、孙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
我之所以细述司马迁简历，旨在说明司马迁在20多岁后就侍从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丰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说明他与汉武帝关系密切，而与董仲舒又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誉为“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这样一桩大事，却在《史记》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纪、传中只字未提，的确让人不解，生疑!况且司马迁又是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42时开始著述《史记》，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决不会疏漏的!还有，对于曾经教诲自己的老师，当时名声显赫的董仲舒，司马迁理应格外关心和了解，像老师向汉武帝进言《三策》这样的大事，要是真的有，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又不可能不记。
通过《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相比较，我认为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记载比较符合情理：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关于董仲舒的简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间的纠葛，以及董仲舒怎么当上的胶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专门“修学著书”，司马迁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在于汉代五世以来“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而其中却只字未提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三策》之事。
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传》则确实漏洞、抵牾之处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誉为“儒者宗”，更与司马迁的结论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
《董仲舒传》与《史记》在记载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
《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很明显，司马迁虽然也将董仲舒列为“儒林”，但他所说的“儒”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因为从他所开列的名单看，这些人都是专治《诗》《书》《礼》《易》和《春秋》的人。这从《史记》称“坑儒”为“坑术士”也可窥见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传》中则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还引征了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评价，尽管刘歆没有其父对董仲舒的评价高，但仍称其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经与“推明孔氏”联系在一起，显然比司马迁要狭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说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学”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孙先生的大胆推断似也值得商榷：
第一、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关于董仲舒“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疏漏：即没有说明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总不至于平白无故地当上“江都相”吧?!这正是值得考证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这个被司马迁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补充，说明了董仲舒当上“江都相”的缘起。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因为据《史记》载：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诸侯”，触怒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而*自杀，所以，在窦太后健在时，汉武帝怎么可能举贤良以对策呢?而这样的漏洞却未见孙先生提及(也许是我没见到孙先生相关的文稿);
第二、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据是班固伪造了《三策》。我以为，仅凭《史记》等书没有相关《三策》的记载而《汉书·董仲舒传》独载，就断言班固是“伪造”，未免唐突，因为不同史书对某人、某事记载不同(有无、详略、抵牾等)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史记》并非没有疏漏和错误，况且《三策》中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伪造”，也证明不了班固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
第三、说“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孙先生征引了《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中的大量证言，但并不能说明其断言就准确。《资治通鉴》在《汉纪九》中确实几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内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顺序上，与《汉书·董仲舒传》是有出入的，并且在引用后的《考异》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孙先生所说的，班固《汉书》关于相关记载的抵牾之处。
请看，《考异》云：
“《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仲舒传》又云：‘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仲舒推说其意;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灾在建元六年，《主父偃传》，上书召见在元光元年。盖仲舒追述二灾而作书，或作书不上，而偃后来方见其草藁也。”
从《考异》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对于班固《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内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处，不仅没有掩饰，而且专门作了说明。因此，《汉纪九》关于《对策》年代上的调整，以及在董仲舒与汉武帝对策内容上，对班固《董仲舒传》中相关文字上的修改，显然是出于力图解决《董仲舒传》中存在的矛盾，而决非怀有像孙先生说的那样的目的，况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依然申明“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说明尽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问。字里行间，昭示了司马光等《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们，治史之严谨态度。
严谨治史，乃史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从《资治通鉴》、《汉书》的总体看，司马光及其一班编撰者们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备并恪守这样品格的史学家。至于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疏漏、抵牾、失实等等)，则有多种原因导致，而且其它史书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我认为不宜轻易地作出“伪造”、“炮制”之类的推断。因为这牵涉到对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文品和人品问题。假如司马光和班固真像孙先生所断言的那样，随心所欲地“伪造”和“炮制”史料的话，那他们作为史学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问题了!他们所编撰的《汉书》和《资治通鉴》，还值得一看吗?
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孙先生所引征的班固和司马光的相关文字，都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班固在《武帝纪赞》说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在《董仲舒传》说的则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其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词;把“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断或概括为“独尊儒术”，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因为即便把“孔氏”视为“儒”的代名词，但“隆”和“推明”与“独尊”之意也相差甚远!至于“表章《六经》”，则与“独尊儒术”就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虽然孙先生引征了其“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见《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独乐园诗》作旁证，其中尽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终不能证明司马光炮制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
2、董仲舒有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我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盖是所谓“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之由来。若然，这种推断并不不符合这句话的原意。
为了说明问题，干脆把这段话都译成白话看看：
“《春秋》重视一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准则;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臣我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准则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这段话立论的根据是“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之说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而立论的目的则是“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标准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简单地概括起来，这里讲的就是关于“统一言论，统一法度，统一行动”的道理。这道理从维护统一的国家的角度讲，即使现在看来，也是说得通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即“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这个词组，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六艺之科”，一是“孔子之术”。可是人们似乎要么是忽略了前者，要么是把前者归结为“孔子之术”，进而把“孔子之术”又归结为“儒术”!
这是个传承已久的天大的误解!
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正与此有关。由于对这个词组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了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的整个认识的错误。
我认为，“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并非一回事。
《六艺》就是班固在《武帝纪赞》中说的《六经》。“六艺之科”即“《六经》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盖的范围广泛。而儒家所谓的《六经》(即《六艺》)，系作为迄今所知中国学术文化之源的典籍，而决不止是“儒家经典”。把《六经》当成“儒家经典”，不仅有违史实，而且无形之中，把中国学术产生的历史人为地大大往后推了。因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产生于战国时期，而中国学术的萌发和成熟，要比这早得多。人们一谈论中国学术，总是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谈起，而忽略“诸子百家”所赖以产生的活水源头。这样，实际上就把诸子百家当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迄今所见，流传到孔子时代的古典文献，主要就是《六经》。所以，《六经》就是当列为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按照成书的年代先后，其排列顺序应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以前按《诗》《书》《礼》《乐》《易》《春秋》排列，是儒家把它们当作儒家典籍所为;因为儒家作《十翼》即《易传》而加以揆发、阐释，所以《易》被放在了孔子重点修订的《春秋》之前。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没有一家与《六经》即《六艺》无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子百家都可以归属于“六艺之科”。而《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显然主要不是指先秦传习下来的“诸子百家”。至于“孔子之术”，自然可以理解为“儒术”，但严格说来，“孔子之术”与“儒术”，也是不能划等号的。况且，“三策”中并未用“儒术”这样的字眼。所以，《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属于“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范围的各种“邪辟之说”。
凡是熟悉古代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汉初的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颁布搜集各种藏书和整理民间传说的律令等，使秦代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局面一下解冻，在推动学术文化趋向复兴和繁荣的同时，各种邪辟之说也鱼目混珠地竞相出笼。《三策》中所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过是对包括各种邪辟之说在内的诸多学说的泛称而已。
遗憾的是，《三策》中这段话的原意却长期受到误读、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虚乌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
当然，要是把“孔子之术”等同于“儒术”的话，把这段话揆度成“罢黜百家，首尊儒术”，或“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杨荣国等就持这一观点)，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首尊”和“尊崇”与“独尊”具有质的差别，但毕竟又丢掉了原话中的“六艺之科”之所指，终不能算得上严谨。据我所查阅的史料，没有发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此建议的文字，因而迄今不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成立。
从迄今所见各种文献看，在汉武帝时代，纵然存在“罢黜百家”之说，但并不存“罢黜百家”之实，至于“独尊儒术”，则既无说也无实。汉武帝用人、施政从不专尊儒学一家。如果说前期是受窦太后的牵制的话，那么在窦太后死后，情况依然仍未只用习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黄老等学的人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主父偃和东方朔等。即使对于并不尊儒，甚至颇有讥评者，如“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但不加罪(司马迁后来获罪是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还照样重用，使其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则更是顶好的证明。
今天的学者们多都认可这个史实，却还仍然保留和侈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到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何时、何人?从相关资料上看，多认为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但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尚未把《六艺》称为《六经》看，显然有两个问题明摆着：一是董仲舒健在时，有了《六经》或《五经》的说法，但他却不认同、未采纳;一是董仲舒健在时还没有《六经》或《五经》的说法。此两者无论何者属实，都意味着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的否定。
从道理上来推断，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肯定与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有关;因为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则“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便可顺理成章地被归结为“儒术”了，于是也就可以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敷衍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然而，班固在《汉书》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论;虽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和“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之言，却并无“独尊儒术”之语。所以，从班固那儿，也无法找到答案。
所以，愚以为：假若董仲舒的《三策》属实的话，是班固第一个把董仲舒关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中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孔子之术”，进而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罢黜百家”、“推明孔氏”，而后人则根据班固的这个说法，又把它误解、敷衍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但是，这一说法究竟始自何人、何时呢?
经查阅，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提到：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思想，使失其*”。“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庞朴、马勇、刘贻群：《先秦儒家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敎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与他同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则并未使用过这一说法，但是以后这一说法却广泛流行开来。
3、汉代是否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就是证明。
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前179-前122年)，就公然驳斥“儒术”而崇尚道术;就连汉武帝本人对“儒术”也并不那么热衷，而是几乎一生都迷信神仙方术。当在朝的文化人为了维护*集权制度，而精心编造某种学说而大造舆论时，而在野的民间学术文化，却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方向潜流、涌动着，并随着时局的动荡及其所造成的空隙，忽高忽低、波浪式地冲击着所谓主流文化。
诸多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说明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史实。
因为即使在汉武帝在位(前140-前87年)期间，“儒术”以外的其它学术比如神仙方术，术数等等，不仅照旧存在和发展着，而且比先秦发展得还快。另外，直到汉末，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冶炼、酿造、交通等等，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建树卓越的专家、学者。
如在天文学方面，有洛下闳(约与司马迁同时)，众所周知的贾逵(30-101年)、张衡(78-139年)外、刘洪(约129-210年)。洛下闳改创赤道式仪器，定下了赤道式浑仪的基本结构，“转浑天于地中”，阐明“浑天说”，将“四分法”的《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与唐都、司马迁、鲜于妄人等共订《太初历》，将一年分四季，二十四节气，正月初一为始，腊月三十为终，从此使国人得享“只看日历不看天”、不误农时五谷丰登的便宜;刘洪则第一次从各方面提出精确的月球运动理论，解决了大量关于月球运动的难题，奠定了中国“月球运动”学说的基础，使历法进一步走向精密，被誉为“当世无偶”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家。
在农学方面，有对耕作技术和农业管理作出贡献的农学家赵过(汉武帝时期，具体生卒年待考)和氾胜之(约晚于赵过60年，具体生卒年待考)。尤其是氾胜之(约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所著《氾胜之书》十八篇，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它不仅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还列举了十几种农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而且其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以后从《齐民要术》到《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再到《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均以此为范本。
在医学方面，有熔理、法、方、药于一炉，著有《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被誉为“医圣”的张仲景(公元150-219年)。《伤寒杂病论》集先秦以来医药理论和临床医术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和体系，对于治则和方药的统筹，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上，均贡献突出。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急救方法，从而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算学方面，产生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
在地理、水利、纺织、建筑、冶炼、酿造和交通学等等实学方面，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至于术数之类的学术文化，在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影响下，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据《史记·日者列传》，当时的术数学界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术士)等。足见汉代术数学范围较大。
4、相关人物
董仲舒
再加上，他“言中规，行中伦”的道德修养，“进退容止，非礼不行”的言谈举止，很多有志青年慕名而来，拜在他的门下。
史书上说，因为求学的学生太多，董仲舒讲学都是“下帷讲诵”，即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学生在帘外听。只有那些资质优异，学问好的学生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到董仲舒的亲传，其余学生都是董氏门下高足转相传授。
秦焚书坑儒以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了将近一个世纪。汉武帝时期，朝廷下诏书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认为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在思想上统一，于是他进“天人三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为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沿袭。
儒家的伦理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和五常那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三纲的主从关系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而五常是用来调整这种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董仲舒还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深入研究名、号的重要性。他对名号的起源、作用以及名与号的区别作了探讨，并对各种名号如王、君、诸侯、大夫、士、民、人性等进行了正名。
在人性论问题上，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说。他的性三品说借鉴了荀子的性恶论，但基本倾向实质上与孟子性善说一致。
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都是不可改变的，不能称之为性。他说：“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他认为人性虽包含了善的素质，但不经过教化还不能成为善，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经过教化成为善性，是人性的典型代表，可以叫做性。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长达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并融会贯通了先秦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提出一种基于“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之上、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学说。
他根据时代需要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仁义诚信等具有现实意义的观念，这不仅有利于集权统一、安定社会，还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5、相关结论
结论一
总之，在汉武帝及其以后的汉代三百多年间，无论是包括神仙方术在内的异端邪说，还是重在实用的各种学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很多领域，成就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这一史实表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从学术文化的发展形势看，汉代相对比较宽松，既没有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也没有后代联绵不断充满血腥的“文字狱”。
任何学术问题，都理应建立在可靠而翔实的史料、文献之基础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才能站得住，经得住历史和实践的验证。多么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导师们，能以这样的理念、态度治学、讲学，著书立说啊!可惜，由于浮躁之风蔓延，包括名牌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博导，都失掉了这样的态度，而成天忙于教而疏于学，疏于认真读书、查阅原著，疏于从芜杂的史料中求真辨伪、析精祛糟，尤其是疏于追踪最新的考古成果，甚至受沽名钓誉等不良风气的影响，依然固我地抱着学术谎言不放，倚老卖老，以讹传讹，误人子弟。只要浏览一下包括一流大学在内的那些“国学讲座”所排的课程，就可以看到像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等等学术谎言，依然被堂而皇之地排在其中!这种不良的学风、教风，很自然地影响了学生，影响了社会。
结论二
结论一是真诚的相信，出发点绝非虚言，之所以装逼，显得不自然，正因为作者看待事务的角度与众人不同。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林。只能看到书本上记载的，书本上一旦没有记载，则完全没法把握，不可理解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对君主有什么利益?明明都灭亡了，不如夏商周，应该是有害的，如果是有害的正常人就不应该独尊儒术。
为什么作者看不到常人能看到的非常普遍的事呢?因为作者不能理解人之常情，因果关系。为什么作者不能理解常人的感情呢?因为作者的个性张扬，很有个性，非常钟情于儒家体系，不能容忍任何人有半点非议。为什么作者的个性张扬，很有个性，容不得正常的非议呢?因为作者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没有学习儒家思想前基本上生活潦倒，与人格格不入而且不可理喻，正是通过发现遵行儒家《论语》《孟子》《诗》《书》《礼记》《左氏春秋》《周易》等汉代教科书，按照教科书做人后发现自己从此一帆风顺，事事称心如意。所以作者希望保留住儒家的声誉。不要批判儒家的内容，因为批判儒家本身会动摇作者的原则与信仰。与现实利益冲突。
为什么作者得依靠儒家思想来生活，因为独尊儒术本身就是一种驯化人类的方法，正如人类驯化原始的狼成为忠诚的狗，独尊儒术的实质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圈养着按照天子的要求做工作。渐渐由上而下把全部人民都统一成天子的示范的人格。
宣帝曾告诫太子：汉家自有法度，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用周政，乱我者太子也。
宣帝可能最后还是放弃了驯化术，任用了萧望之等第一批忠心耿耿的愚忠分子辅佐太子，但是驯化的影响并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
孟子曰：得民心者得天下。汉初道家黄老思想的一个结论，就是禁心术。
《淮南子》与《慎子》不争先，不落后。
汉武帝正式的听取了申子贵术的阴阳术，
《傅子×大体》与《申子×大体》残文内容同。表面尊儒家，实际暗箱操作，使用的申子尊尊卑卑，君君臣臣政策。并且亲近，聘用江湖术士，使用了最大的能力对人性予以刻意的改造，为我所用，支配。司马迁因触怒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但司马迁忍辱负重,写成了《史记》
《史记》《礼》《乐》，明为记古史，实则两份谏武帝十思疏。
武帝大怒，卫宏《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西京杂记：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三国志》却误以为此。
魏书：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
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但唐太宗开了这个坏头，后面的皇帝也都跟着看。这股不良风气确实自太宗始。这个是例来公论。
司马迁完成《史记》后，该书一直有司马迁的女儿私藏，到武帝曾孙宣帝时才有司马迁外孙献于朝廷，公布于世。此乃宣帝为了尽孝道粉饰而已，诬言。
武帝生前根本看不到。他要看到了，《史记》中有那么多骂他的地方，早被他毁了，不可能流传下来。武帝根本不予发行，当作内部参考书看了。
同时为了后宫生活具有情调，能利用妇女来既节省经济开销，又能反过来作为财源，仍然利用术数来驯化女性成为不但自食其力而且乐于养男人的女强人，既主外，又要学会恭顺，兼具萌妹子，忠贞不二，寻开心的特点
初，李亲任政君在身，梦月入其怀。及壮大，婉顺得妇人道。尝许嫁未行，所许者死。后东平王聘政君为姬，未入，王薨。禁独怪之，使卜数者相政君，“当大贵，不可言。”禁心以为然，乃教书，学鼓琴。五凤中，献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为家人子。
结论：有人说过，只要人统治人，社会永远都是这样。可如果没有活人来管理活人，总会有人找出现有死的制度的缺陷。
6、影响与作用
背景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只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细加钩沉比勘，就不难揭示其事实真相。
治民之术的需要
首先，独尊儒术是改善治民之术的需要。统一的封建帝国，自秦始皇建立到汉武帝执政，经历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何处置和缓和这一矛盾，是封建统治者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取天下时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时却是失败的，这是由于不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这一论断符合历史实际。秦建立以后，对于如何处理高度集中的政治与高度分散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还缺乏经验，不懂得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必须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来管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尤为失策的是未能改变兼并六国时的法治手段，没有采用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秦统治者采用了凶残的焚书坑儒的措施，使不应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驱使众多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农民起义。秦王朝的暴力统治不仅表现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进行了空前的横征暴敛，强使精壮劳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终于在公元前209年暴发了农民大起义。秦二世而亡，意味着法家暴力统治思想的破产。
无为之治的终结
汉代初年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并因之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这种治民之术，既不能解决化民易俗，建立统一的封建伦常观念的问题，也不能使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政权凝聚为一体，更为有害的是这种放任政策，听凭富贾豪族掠夺民财，兼并土地，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汉武帝时期，农民已处在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的悲惨境地，迫使农民奋起抗争，在文帝之时，京城长安内也发生了盗贼的暴力事件。
阶级矛盾逐渐加剧，使汉代统治者意识到清静无为政治已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对于如何御民的问题，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驾驭天下。我国的封建社会改造并保留了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特点。对此，先秦以来的各个学派，有着不同的认识。法家认法不认亲，对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张兼爱、抹煞等级差别，不利于宗法制度的确立。管仲学派则是肯定与否定参半，黄老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没有对宗法制度给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则不同，声称以孝悌为本，主张强化君父之权。儒家经典系统保存了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宗法观念的思想资料。经历秦汉之际思想学术的大融合，儒家学者又根据井田制废除，私有经济产生，宗族解体为家族，以及郡县制和*集权制确立等新情况，对古老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设计了一套以个体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制度，这一加工改造体现在汉初儒师的造礼活动之中。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巩固*集权。按照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理顺国家政权和家族性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
儒家地位的肯定
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这是它被定为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张推行仁政。儒家学说有一重要特点，就是把政治伦理化，将统治者与服从者的政治关系染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这一理论运用于治道，则提出了仁政的主张，这是儒家有别于其他学派的又一重要表现。法家认为仁义是过时之物，故滥用暴力，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黄老学派主张持以道德，辅以仁义(《准南子·览冥训》，行仁义必须服从于自然无为的道论，从而放纵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儒家提倡仁政，对地主阶级有一定制约，防止他们干出杀鸡取卵的蠢事。汉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学的思想，认识到礼乐刑政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较妥善地处置了德与刑的关系，符合逆取顺守的治国方略。贾谊是汉初儒家的杰出代表，他劝导君主和各级官吏带头为善，对百姓施以示范开导的政策。同时他又主张对反对朝廷、渔肉百姓的地方割据*，施以斤斧，加以镇压制裁。董仲舒将兴学置教、培养贤吏与推行仁政紧密结合起来，发展了先秦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对于建设贤德而干练的封建官僚机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儒家的仁政主张，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之策。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神学的力量来加强统治，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法家的无神论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是相抵触的，秦汉之际的方士为帝王求长生不死之药，只服务于统治者个人，并未解决统治百姓的问题。董仲舒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着眼于巩固整个封建国家的政权，对儒学进行了神学化的改造：他的天人感应论，使伦理道德神学化了;他的君权神授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董仲舒建造的神学化的儒学体系，虽然有别于出世而消极的宗教，却积极配合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进而抬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争议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辟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上的汉武帝是鲜有的贤明君主，他在位期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现代的人们越来越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许多人认为一个能够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君主，必然做不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相，为了提高儒家思想的地位，儒家信徒班固捏造了事实，让汉武帝背了数千年的锅。
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