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古希腊后期，社会混乱无序，这种状况催生了他试图挽救时局的治世之道。这些治世之道：仅包含着富有真知灼见的管理思想，而且蕴涵着深厚的伦理精神，是管理与伦理的内在统一。本文试从理伦理的视角对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的缘起；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特色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有益于现代管理伦理的建构。一、亚里士多德管理伦理思想的缘起诈为西方最有学识的思想家之一，亚里士多德被认为：巳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注重严谨实用，学术思想充分体现其治世之道。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希腊社会，政治斗争激烈，制度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人心涣散。这种社会背景，使亚里士多德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政制建构和平息纷争上，这是亚里士多德管理伦理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年的亚里士多德担任希腊城邦宫廷的王子教师，为教育幼君，他曾改编荷马史诗以总结历史教训。在给青年亚历山大讲述治国之道时，他广泛搜集希腊各城邦的政制和管理*的资料，认真研究其得失，以期能找到维持公民的“优良生活”的政制。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政体是公民团体和个人生活的规范，所以判断城邦公民的生活方式的善恶标准同样适用于政体。亚里士多德针对当时希腊的混乱现状，研究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寻找化解因贫富悬殊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试图从*上保障公民利益，保持政制的正义性，保持社会的健康活力。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的另一个现实来源，是城邦国家之间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间长期争斗的残酷现实，或者说，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是对城邦国家之间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间长期争斗的一种理论总结。亚里士多德指出，统一的共和政体没有出现，这也与这“两邦坚持自己的政体：一个往往指使它所领导的各邦组织平民政体，另一个则就*所及而树立寡头政体；两邦只顾本邦的便利而忽视各个属邦的利益”…有很大关系。亚里士多德通过对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间争斗的分析，认为因对平等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战争，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秩序的崩溃，要尽可能在有条件的城邦实行超越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共和政体，用各城邦内中产阶级的力量制衡平民阶级或寡头贵族阶级的贪欲，达到消弭战乱、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二、亚里士多德管理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特色所谓管理，就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对实现该目标的行为过程进行策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活动”“。亚里士多德的管理思想不仅包括他的“家务管理”，而且包括城邦管理和整个希腊社会城邦之间关系的调节。管理伦理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是“在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在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道德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其本质就是管理伦理的作用与管理实践的有机结合”。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微观层次就是他的“家务管理”中的管理伦理理论，中观层次则是他的城邦管理过程中所运用的管理伦理理论，宏观层次则是他对整个希腊社会的城邦之间伦理关系调节的理论反思。本文更注重其中观和宏观层次的管理伦理思想和实践。总的说来，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人性假设前提上的“政治人”假设亚里士多德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对人的特性作了理论总结，提出了“政治人”假设，为他的管理伦理理论预设了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的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这就表明，作为劳动者在社会化中必须接受管理和组织，才能适应大生产的需要。只要有社会劳动的地方，就必然有管理。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就要不断协调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将管理有效融人生活过程，使每一个被管理者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并能互相协调，这与管理的组织目标、管理方法以及组织文化和工作理念息息相关。激励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组织活动的最佳绩效，要求对人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从而制定出符合人的需要的管理模式和激励方式，制定激励人的伦理导向、组织目标、管理方法、组织文化和工作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假设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性中具有的天然的社会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他从单个人无法存活于恶劣的社会环境出发，推导城邦虽然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但在本性上却优先于个人和家庭，“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他指出，正因为人的本性中的这种合群的性情，使得人具有为整体服务的精神需要，人类在生活上互相依赖，也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二是作为“政治人”的公民与城邦休戚相关。一方面公民是城邦国家的主人，能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分享政治权利，管理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公民自己也依赖于城邦国家的保护，为此他们有服从城邦管理的义务。公民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同时作为个人的公民还是血缘家庭与城邦国家的联系纽结，使两者的利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而趋于一致。“政治人”假设必然导致亚里士多德设置的城邦管理目标具有整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功能，组织目标的整体性成为其管理伦理思想的一个很鲜明的理论特色。2．整体主义的组织管理目标所谓管理目标，就是指个体或群体行为的目的指向和所要实现的结果。在他看来，家务管理作为管理的微观层次，其目标是要使家庭和个人过上优良的生活，家庭所必须的各种物品，不仅要足够当时所需的数量，而且还得有适量的积储，以备日后的应用。这种致富方式和技术不但有益于家庭团体，也有益于城邦团体。…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肯定了人们通过管理来达到个人和家庭追求适度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并认为这样不仅对个人和家庭，而且对城邦国家也一样有利。在城邦和家庭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但城邦的利益优于家庭的利益。首先，个人的物质利益诉求必须通过集体满足的方式实现，每一个隔离的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大家都满足需要…，这就凸显了集体利益的优先性。其次，城邦的利益和荣誉比个人更重要。他说：“一种善或对于个人和对于城邦来说，都是同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一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善却更加荣耀，更为神圣。”…再次，他还认为，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国家整体利益就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公民积极参与城邦管理，使个人与城邦国家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是亚里士多德对社会和现实作出的正确的理论判断。基于此，他认为城邦整体功能的发挥，必须要求其社会成员服从这种整体利益至上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亚里士多德也看到，社会上有的人“处于腐败状态而丧失了本性”，如果这种人成为管理者，其无耻贪欲将是城邦秩序安定的毒瘤。他认为，具有整体主义理念的个人和城邦利益高度结合，在政治成为实现人的利益的重要手段的环境中，人的伦理品质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要维护城邦的正义，使其秩序正常运转，就必须使人的追求目标与城邦的最高目标——善相一致。因此，建构以公正为主要价值的德性主义的组织管理目标，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和社会根源，而且更是其高超的管理智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