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一处烧卖
那么，都一处是怎么来的呢？
明末清初，晋商开始向外发展，山西人到外省市或进京做生意的人很多，都一处创始人王瑞福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摆脱贫穷，他带着充足的干粮，骑着毛驴，从老家跋涉千里来到京城，投宿到北京前门外鹞儿胡同的“浮山会馆”。
前门是商贾云集之地，大街上买卖兴隆。看到这一切，王瑞福苦思冥想，不知该从何做起。有位同乡劝他，干脆在前门大街摆酒缸（开酒铺）吧。他听从了这一建议，于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在鲜鱼口开了一家“王记酒铺”。开业后生意还不错，很快就赚了钱。那时京城正时兴外来的“佛手酒”，王瑞福转念一想：让客人喝着西洋酒吃中国菜，这种中西结合式的搭配顾客看着新鲜，吃起来别致，准能出彩。于是，“王记酒铺”的经营风格为之一变，除了卖老酒，还添加了自制的“糟肉”、“凉肉”、“马蹄肉”等，辅之洋酒下菜，果然生意兴隆。
经过几年的精心打理，王瑞福赚了不少钱；于是扩大经营面积，盖起了临街的两层小楼：楼下接待散客，楼上则设雅座，“王记酒铺”成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饭馆。
当年前门一带酒馆林立，竞争激烈。为了把生意做大，王瑞福起早贪黑地干。他早上开门比别人早，晚上关店比别人迟，甚至年三十晚上也照常营业，接待那些躲债的酒客。苍天不负有心人，也是命中该他发迹：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的年三十晚上，乾隆皇帝从通州微服私访归来，由永定门入城（据说皇帝出城总要走得胜门，意“出门得胜”；回城则要走永定门或安定门，意“永远安定”）。走至前门大街时，乾隆一行已是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当时天色已晚，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只有这家“王记酒铺”还在掌灯营业，乾隆便与随从进店用餐。王瑞福正在店中忙碌，见进来的三位客官衣着儒雅、器宇不凡，想必非等闲之辈。他赶忙热情将客人引至楼上雅座，吩咐伙计打酒端菜，殷勤备至。乾隆吃得酒酣饭饱，十分满意，龙心大悦，不禁对这家辛勤劳作的小店留起心来，随口问道：“你这店叫什么名字？”王瑞福恭恭敬敬地回答：“回大人，小店尚无正式名号。”此时街上鞭炮齐鸣，好不热闹。乾隆环顾四周，略一思索，感慨道：“萧萧除夕夜，京都尚有好酒好食的恐怕也就只此一处，我看你这店就叫‘都一处’吧。”“是的，大人。”王瑞福寒暄应酬着。由于毕竟不明来客何人，他也没把此事太放在心上。
乾隆回宫后，乘兴御笔亲书“都一处”三个大字，命人制成匾额，派太监送至酒店。王瑞福闻讯大惊，面对乾隆皇帝御笔赐匾，立即跪地叩谢皇恩浩荡，之后郑重接匾，高挂厅堂正中。从此“王记酒铺”有了大名“都一处”，气势不同以往，生意更加红火。
自乾隆皇帝赐匾之后，都一处的生意有了很大发展，除了酒类和凉菜，又新添数十种炒菜，以及烧卖、炸三角、饺子、馅饼等面食
“烧麦”二字本作“梢麦”，是沿用明朝写法。北方麦子在四五月间麦梢上有一层白霜，而烧麦的收口处也有好似白霜的面粉，因而得名。“梢麦”从明代一直沿用下来，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才改为“烧麦”。烧麦起初只是都一处的一般面食品种，它是怎么出的名，恐怕一般人就不太清楚了。
原来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店里掌柜终日花天酒地、任意挥霍，但对伙计们却十分刻薄，不仅工钱给得少，而且伙食非常差，整天窝头咸菜。伙计们心生怨恨却敢怒不敢言，为发泄怨气干脆多耗原料甩开干吧！于是厨师炒菜多搁油，做烧麦的可劲往馅里放虾仁、蟹肉。原先打馅用水也改成半水半油。伙计们想用这种办法让掌柜的少赚钱，没承想适得其反，倒大大提高了都一处的烧麦质量，烧麦清白晶莹，馅香而不腻，前来品尝的顾客越来越多。由于供不应求，店里便暂停了饺子、馅饼等面食的经营，改为专营烧麦，从此都一处的烧麦更加出名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都一处经历了多次变迁。近年来，该店在继承传统美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吸引着广大中外宾客，并以“名店、名点、人文、民俗文化”向世人展示着百年老店的崭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