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宁

梁思宁，(1916---2006)生于上海，是梁启超的第四女。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次年加入中国*。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的章柯结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

中文名：梁思宁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916年

逝世日期：2006年

1、人物简介

梁思宁

梁思宁，(1916---2006)生于上海，是梁启超的第四女。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次年加入中国*。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的章柯结婚。

1948年，章梁夫妇被诬陷为叛徒，罪名是“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干休所内。

2006年病故。

2、人物故事

对于每一位稍知近现代史的人来说，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是活跃于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然而，有谁能想到，他的女儿—一位从名门闺秀走上革命道路的老战士，就淡泊平静地生活在我们身边。虽然她历经沧桑，却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无怨无悔。

家庭背景

梁思宁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1916年梁启超去南方策动蔡锷发动护国战争时，她出生在上海。

梁思宁一家

梁思宁的生母叫王桂荃，她是梁启超第二个夫人，其身世悲惨。王桂荃从4岁到10岁被人拐卖4次，最后一次被卖到清末名臣大学士李端棻家里。后被其堂妹李蕙仙看中，带回梁家当使唤丫头。

李蕙仙是梁启超的第一个夫人，她出身名门贵族，知书达礼，思顺、思成、思庄是她所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后来妻儿也来到日本，王桂荃虽然出身贫寒，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她勤奋好学，很快学会一口地道的东京话。她成了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并负责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1924年，李蕙仙临终前把几个孩子托付给王桂荃。梁家儿女称李蕙仙为“妈”，称王桂荃为“娘”。

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这样评价她的婆婆：这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女子，对孩子们百般慈爱，梁思成就是依在娘的身边长大的。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子……

在梁思宁的记忆里，父亲好像总是在写东西，不停地写，边写还边“呵呵”地喘。写完以后就自己大声地念，有时也让已经成人的大哥、二哥一起看阅。大家都开玩笑地喊三哥叫“盗墓贼”，因为他是学考古的，常年不在家。四哥从军，也很少回来。为了不打扰父亲的工作，年龄小的孩子们很少能见到父亲，有时来了客人，父亲让他们收拾整齐到前面去见客人;有时不是很忙，把孩子们叫来和他们玩一玩。梁启超是一位慈父。1926年8月22日，梁启超给儿女的信中是这样开头的：“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其舐犊之情可见一斑。

有一次梁思宁和五姐在花园里推小车玩，两人一起摔倒，梁启超赶来一手抱起五姐，一手抱起梁思宁，替她擦干眼泪，又轻轻吹着五姐摔伤的额头。在孩子里面，父亲最喜欢她和八弟梁思礼，因为他们在女孩和男孩中是最小的。梁启超常叫着他们的小名，五姐叫“小五”，梁思宁叫“六六”，八弟叫“老白鼻”(英文老宝贝的意思)。

梁思宁13岁时，梁启超在北京病逝，她从天津赶往北京奔丧。父亲躺在灵床上，像睡着了一样，八弟思礼当时不满4岁，梁思宁抱着他去瞻仰父亲的遗容，思礼还以为父亲在睡觉，一个劲地叫：“爹爹快起来，娘叫你去吃饭。”

投奔光明

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大都留学海外，在科技界、学术界颇有建树。惟有梁思宁走上了一条与兄长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这个旧式大家庭里的“老革命”。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家庭叛逆者”的故事，其实，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对于当时的梁思宁是惟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是也只能是惟一的——因为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平津。梁思宁正在南开大学读书，没想到学校被炸，她失学在家。当时，日军和“二鬼子”在天津胡作非为，年轻的女孩子被他们看见就难逃厄运。梁思宁不敢随便出门，只好天天呆在意大利租界的家里，盼着有一天能冲破这牢笼。

离她家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铁皮仓库。有时坐在家里就能听到里面发出阵阵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这更加深了梁思宁对那座仓库的好奇。

一个夏天的晚上，梁思宁与母亲散步，突然有人拉她的大褂，嗓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她低头一看，是一个残疾人，母亲问他：“你是什么人?怎么落到这样的地步?”原来，他是大学生，学校被炸，本想找份工作，无意中走近了那个铁皮仓库，出来几个日本人把他强行拉进去，让他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膝盖很快被烤焦，等他醒来时，他的腿已经成了直角三角形，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原来这座仓库是实验新刑具的杀人场。她与母亲听后，泪流满面，给了青年一些钱，就匆匆回家了。回家后，她给梁思懿写信：“我再也受不了亡国奴的生活了，快帮我‘逃’出去吧。”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班。她担任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燕京大学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与她的同学王若兰等被称为“燕京三杰”。1937年，梁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并南下抗日请援，后被组织派驻上海，从事女工工作。1940年3月，梁思懿回信说：“好机会来了，王若兰现在天津，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

王若兰已经改名叫康英，当时回到天津生孩子。对“革命”、“根据地”、“亡国奴”等字眼一知半解的梁思宁，满怀追求理想、追求新生活的信念，见到分别多年的王若兰，向她诉说了心中蕴藏已久的愤懑，并表达了要跟她走的决心。康英惊奇地看着梁思宁：“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长途行军，还经常没饭吃，在战斗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梁思宁说：“能，再苦能比当亡国奴苦吗?”

因为怕母亲担心，思宁谎称是去上海读书。为了减少麻烦，4月6日动身那天，王夫人特邀好友丁懋英大夫亲自驾驶她那辆插有美国国旗的轿车为她送行。行至塘沽码头，日本兵上前盘问，王夫人下车用纯正的东京话对答。日本鬼子以为遇到老乡了，还连声说：“老太太，你的东京话讲得真好。你是东京人吧?”说完挥手放行。梁思宁和康英乘上一条天津直达上海的班轮，经过一天一夜，于4月7日抵达上海外滩码头。

梁思宁到上海后，梁思懿与康英研究了奔赴新四军的路线，决定从上海乘船经宁波，辗转到金华，再到皖南。临走时，思懿嘱咐思宁：“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所有爱国者都向往的去处。你很幸运，参加革命有康英这样的引路人，要珍惜这次良机，要坚持到底，莫后退。切记，进则生，退则死。”三人挥泪而别。梁思宁在康英的带领下，一路险象环生。因为在途中丢失了证件，她们在金华被*软禁了7天。康英带领梁思宁沉着应付，她们巧妙地与金华的三派特工人员进行周旋，最终脱险。脱险后，被送到两军防地的界限，又经过兵站转送，终于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梁思宁与康英分手，康英返回皖北根据地，思宁来到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在陈毅、粟裕的部队里。

陈毅：我有两个特殊的兵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一次会议上，陈毅遇到了建筑学梁思成，陈毅说，当时在我部队里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就是你妹妹;另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在战地服务团，梁思宁从事宣传工作。她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哪有这样的部队啊?开会、吃饭大家都很平等，生活上没有官兵之分，和*的部队一点都不一样;还整天唱唱跳跳，充满活力和激情。”说着，老人情不自禁地轻声唱了《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旗帜……”她的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仿佛又回到了那血与火的年代。战地服务团的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的，队伍每到一地，她们便迅速深入到老百姓之中，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及对敌斗争的状况，然后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立即编成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的文艺节目，在老百姓中演出。由于材料真实、生动，所以演出很受欢迎。

在战争年代，革命就意味着流血牺牲。1940年5月，战地服务团在一天夜里过敌占区公路时与一日军巡逻队交火，梁思宁的战友李敏身中数弹牺牲。亲眼目睹朝夕相处的战友倒在自己的身边，无疑是惊心动魄的，她明白了临行前姐姐告诉她的“进则生，退则亡”的全部意义。

1940年7月，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带梁思宁等3位女战士，去*苏鲁皖游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家里做客。席间，李明扬与太太问梁思宁：“你父亲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你是位大家闺秀，怎么舍得离开舒适的家，出来讨苦吃?”梁思宁说：“现在这个家庭比原来那个家还要好，同志们精神抖擞，团结战斗，要说苦，再没有比当亡国奴更苦的了。”梁思宁这位新战士成功地做了一次统战工作。

当时，陈毅经常到服务团来，梁思宁回忆，陈老总没有架子，像家长一样问长问短，同志之间一点距离也没有，大家见面亲得不得了。

我遇到了一个好人

1941年，梁思宁加入了中国*。新四军七战七捷后，梁思宁随部队来到了山东解放区。由当时的山东省*人事处处长安鼎铭做红娘，1946年5月1日，梁思宁与山东省农业指导所主任章柯结婚，从此携手半个多世纪。章柯，一二九运动时曾是开封的学联纠察队长，也是一位从青年学生成长起来的革命*。

1948年，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有人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是地主、资本家的政治代表，梁思宁被开除了党籍。只因为她是梁启超的女儿，使她35年来一直生活在沉重的阴影之中。济南解放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农业厅，却没有安排具体工作。对于梁思宁来说，工作再苦再累都不怕，就怕别人的冷落和误解。她没有因坐冷板凳而消极等待，她每天早上第一个来到单位，打扫卫生、分发报纸、整理文件。有时碰上发福利，80多人的瓜果她一个人承担，平均分配，然后用自行车驮着，挨家挨户给同事送去。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35年，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梁思宁依然坚持着。在这些岁月里，如果没有章柯的支持，梁思宁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度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思宁自然也有情绪高低起伏的时候，章柯总是给她分析形势，帮她确立生活的勇气，他们坚信错误总有被纠正的一天。1982年，梁思宁终于平反了。章柯先生说，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一样有了错误就改正，我们的政党是充满希望的。

梁思宁说：“*能改造人，改造社会，很了不起。我觉得我的人生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