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通讯社遗址
红色中华通讯社，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是中国*领导下成立最早的新闻通讯社。自诞生之日起，发挥着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喉舌耳目作用，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基本信息
红中社电台旧址
红色中华通讯社（瑞金通讯社遗址）、简称“红中社”，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叶坪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大会期间，开始用无线电对内外播发“一苏大会”的新闻。“这是我们党第一次越过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国人民传播胜利的佳音。”
随之又组建了红色中华新闻台。自诞生之日起，发挥着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喉舌耳目作用，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红色中华》报与红中社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34年10月，红色中华通讯社随*红军长征。
1937年1月，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的决定，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
《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报纸与通讯社仍为一个机构。
1937年1月29日出版的《新中华报》，一版刊登消息《和平解决有望红军力求和平》，末尾署名“新华社二十五日”。这是“新华社”名字最早见诸于报纸上的日期。
1940年12月30日，新华社创办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即*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
1944年9月1日，又开办了对国外英语广播。
红中社
红中社是中国*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机构，是临时**直属的通讯单位。
1994年和2000年，新华社先后两次拨出专款，由新华社团委派专人来到瑞金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对该旧址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并在旧址内部举办了原状陈列和辅助陈列。该旧址自开放以来，共接待国内外观众达150万人次，新华社团委每年都组织本系统团员青年前来瑞金参观考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2、发展状况
编委会办公室
1946年5月，新华社总社改组机构，同时向各主要战场派出随军记者或记者团。之后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部队陆续建立前线分社和野战军总分社，在各兵团和军建立分社和支社。
1947年3月党*机关撤离延安，新华社留小部分人员组成工作队，跟随*、*等*转战陕北;大部分人员转移到河北省涉县坚持工作。此时《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担负着**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任务，成为党*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重要舆论工具。
1949年10月*成立后，新华社逐步统一和调整了全国各地的机构，成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华社在强化国家通讯社职能的同时，开始建设世界性通讯社。
1983年经党*批准，新华社加快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步伐。目前，新华社与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被称为“世界四大通讯社”。
报纸复制件
70多年来，随着*事业的发展，新华社的职能也在逐步加强和拓展。新时期新华社的职能主要有四项：一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二是国家通讯社;三是消息总汇;四是世界性通讯社。目前，我们履行上述四项职能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一是传统形式的报道，主要是公开报道(包括通稿、专线稿、专稿)和参考报道;二是新形式的报道，主要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兴起的网络、信息和音频、视频、手机短信等报道;三是社办报刊。这三种形式的报道互为补充，形成合力，在正确引导国内舆论、积极影响国际舆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工作始终是在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同志为新华社撰写过100余篇新闻稿件，*、*、*等同志也都为新华社撰写、修改过大量稿件，瞿秋白、博古、杨尚昆、廖承志、胡乔木等曾先后担任过红中社和新华社的主要领导职务。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新华社工作作过许多重要指示。1955年，*同志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1957年，*同志提出，“新华社要向着世界大的通讯社的方向努力”;粉碎“*”重新工作后，小平同志视察了新华社并作“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题词。
1991年，在新华社建社60周年之际，*同志为新华社作了“努力学习，深入实际，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的题词，并到新华社视察。
1995年1月12日，*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新华社党组的工作汇报，指出：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不仅对国内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舆论也产生重要的影响。*要求把新华通讯社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使之同我们国家的地位和名望相适应。
以胡*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新华社工作给予了高度关心和重视。2002年12月4日，**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到新华社视察，传达胡*同志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六项指示精神，对新华社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为新华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3、相关报道
我们从这里出发——寻访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新华社南昌2016年11月5日电题：我们从这里出发——寻访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新华社记者刘菁、高皓亮、赖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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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在人民政权的摇篮，红色基因与生俱来;从茅屋中发出红色电波，从无到有走向世界;在血与火中淬炼，始终坚定不移紧跟党*。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从瑞金一间茅屋出发，新华通讯社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写。85年来，历经苦难、见证辉煌，新华人“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永不褪色。
对党忠诚——始终坚守的铮铮誓言
秋日瑞金，人潮涌动。82年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出发，历经千山万水，走向胜利。今天，无数人怀着崇敬心情来到这里，面对当年一幢幢朴素的房屋旧址，思考着当年缘何会从这里出发。
85年前，中国*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在这里创建;同年，中国*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红中社)在这里诞生。
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旁，有一幢砖木结构的客家老屋，正门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红色中华通讯社”七个大字。这里，就是现在新华通讯社的前身。
老屋里最重要的陈列物就是一部半电台，红中社起初使用的电台还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我们党在那么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创办了红中社，向全中国、全世界播报党的主张。这是怎样的远见卓识!”站在一部半电台前，瑞金市红土地文化研究会会长、*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研究专家严帆惊叹。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开幕。当天，红中社首次播发新闻，报道会议胜利召开的消息。红色电波冲破敌人的层层*，传向全中国、传到全世界。
从诞生之日起，红中社就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革命的统一主张，介绍国内国际的革命斗争，从**到苏维埃*，都需要一个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新闻机构。红中社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苏区史专家、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胡日旺说。
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就是红中社工作的核心和要务。1931年12月11日，**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与红中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发挥**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今天，再读《红色中华》发刊词，人们依然可以听到85年前新闻工作者以笔为枪，为党发声的时代强音。
从创建时起，红中社就担负起党*“喉舌耳目”的神圣职责;从出发时起，党的新闻人对党忠诚的誓言就融入血脉。
白手起家的红中社，创造了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的多个第一：人民政权下的第一份*机关报、开办第一部新闻电台、编发第一份内部参考刊物……
“红中社在实践中开创和积累了对党忠诚、与党*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本色，培养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卓绝精神。”严帆说。
1934年10月，在瑞金出版的200多期《红色中华》随队踏上漫漫长征路。时任红中社社长瞿秋白带着一批工作人员留守，在深山密林中继续坚持出版了24期报纸，迷惑敌人，掩护*红军大部队战略转移。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突围时不幸被捕。6月18日，年仅36岁的瞿秋白从容就义，牺牲前唱的《国际歌》是他自己的译作。大部队长征出发前夕，他对战友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践行对党忠诚誓言的生动写照。
勿忘人民——刻在笔端的不变情怀
1933年3月30日，第六十五期《红色中华》报用一个整版报道了苏维埃*、红军战士组织春耕突击队开展春耕的情况。《春耕运动中的红军突击队》报道：“总兵站后方分站政治部组织的春耕队，在三月二十五日第四次到郊外帮助春耕时，不但人数特别增多，而且在耕作中比先前特别表现得积极，他们一到田里，锄土的锄土，决水的决水。”《在田野里——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写道：“所有农夫农妇儿童等都带着满脸的微笑，争先恐后地跑上前来欢迎我们。”
“早在苏维埃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就强调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践行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两大理念。”胡日旺说。
瑞金时期的红中社，是党开创新闻事业的一个缩影。那时，红中社电讯已经有了不少“用户”，包括**在上海的机关刊物《红旗周报》、各革命根据地自办的报纸，甚至*情报机关也会抄收并研究红中社播发的新闻。
1934年春夏之交，红中社的宣传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了扩大红军、节约筹集粮草等长征准备工作上。从1934年5月至7月，《红色中华》报共发表有关社论、文件、通讯、评论、简讯和宣传漫画等170余篇(幅)。
于都，是*红军集结出发地。于都*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展出了一份1934年9月8日《红色中华》报刊发的《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的报道，号召群众在10月10日前捐赠20万双草鞋。
“不到1个月，募集草鞋的任务完成。红中社发挥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强大力量。红军就是穿着这些草鞋踏上跨越万水千山的长征路。”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说。
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党的新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作重点。心系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始终的不变情怀。
当年在瑞金，红中社建立起了群众性的通讯网络，到1934年，通讯员队伍发展到近千人。红中社稿件写作坚持通俗化方针，以让“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
“麦子长在新开垦的荒土上……从流血的斗争中获得了土地的农夫农妇，牵着牛儿，肩着耕具，一队队走到田垅里去。”这是署名“广澜”的红中社记者1933年采写的《武阳区印象记——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报增加了群众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粉碎“围剿”而进行各种活动的报道，《才溪妇女的战斗动员》《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等来自基层一线的稿件集中涌现。
铅印的文字，也能成为匕首、投枪。
1931年11月7日，在距瑞金不到100公里的宁都县，正在围剿红军的*第26路军接收到红中社播发的“一苏大”召开的消息。一些高级军官从中了解了*和苏维埃*的革命主张，坚定了战场起义的决心。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率1.7万人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到达瑞金后，*特意带赵博生、董振堂等人一同到红中社参观。万千起义士兵昂首进入革命的队伍，许多人慷慨赴死、血洒疆场。
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红色品格
“每星期六下午，从瑞金骑马去叶坪，在县城东北，相距约十里，就利用**大厅做编写的地方，晚上也就住在那里，随便找个空房间过夜……发病的时候，也得去叶坪，因为不去就没有别的人去编了。”这是红中社早期负责人李一氓的回忆。
*瑞金市委党史办主任刘前华说，初创时期红中社只有两三个人，到1934年也就十几人。最初只能播发两三千字新闻，后来逐渐增加。“编辑部人员除采访、写稿、译电外，还兼刻蜡纸和校对，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有的患了坐板疮、烂了腿，就趴在床上编写稿件。”
*苏区史专家、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多年前曾寻访红中社早期工作人员韩进。韩进回忆说：“那时生活很苦，大家拿到自己的一份饭菜后，就蹲在地上吃。”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红中社创建之初就已形成，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工作条件简陋，报道内容却丰富多彩。80多年前，红中社就已“玩转”各类报道样式。《红色中华》报不仅有国内报道，还有国际报道，不仅有消息、社论、要闻、通讯，还有很多生动形象的插图、漫画、图表，还开办了文艺副刊《赤焰》。“在当时的人力条件下，有如此丰富的新闻表达方式，不得不让人佩服!”南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陈信凌说。
让凌步机惊叹的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红中社不仅将新闻电讯传播至海内外，还使《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量从三千份增加至四五万份，超过当时国统区《*》的3.5万份。
1935年11月25日，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报复刊。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因而复刊号接续长征前的期码，为第241期。1937年1月，迁入延安的红中社根据**决定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
1954年，江西会昌县的群众捐赠给瑞金革命纪念馆一张被火烧去一部分的《红色中华》报第264期原件，出版日期为1935年1月21日，这是目前发现的瞿秋白在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
穿越85年岁月，留存至今的《红色中华》报让人触摸到党的新闻事业历经坎坷，走向辉煌的历史变迁。
走过85年光阴，那幢朴素的茅屋昭示出忠于党和人民的新闻宗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新闻品格。
*与红中社
作者：■万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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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红中社，是中国*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它的诞生与红军无线电事业的最初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最高*，对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创立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关注。在他的领导、帮助和关怀下，红中社才得以创建与发展。
*曾被誉为新华社的“首席记者”，他一生为新华社撰写、修改了大量的评论和消息，在驳斥敌人阴谋、剖析国内外时局发展趋势、指挥作战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高超的宣传艺术和策略。他对新华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最早可追溯至其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时期。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江西瑞金举行，选举产生了同*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的新型政权——中华苏维埃*临时**。11月7日，在大会开幕的当天，一个呼号为CSR的通讯社，开始通过无线电台，向全世界播发来自苏维埃中国红色政权的新闻。这个通讯社，就是人们常说的红中社，1937年初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CSR，是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这个呼号一直被新华社沿用20多年，直到1956年改用汉字模写广播为止。红中社与之后不久创刊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机关报《红色中华》是一个组织机构，同时承担播发新闻和编辑出版报纸、参考刊物等职责。
红中社是中国*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它的诞生与红军无线电事业的最初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最高*，对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创立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关注。
1930年12月30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龙岗战役中歼灭了*张辉瓒部。几天后，刚刚从*部队加入红军的原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受到了*、朱德等红军*的亲切接见。刘寅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这次见面的情景：“1931年1月3日下午，我们在一个祠堂里见到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祠，除了门卫之外，一点也看不出这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部。我们进到祠堂里面时，毛总政委、朱总司令、朱云卿参谋长和其他同志正在一张摆着地图的方桌周围谈问题。他们看过介绍信之后，都含笑向我们表示欢迎。*同志和蔼而热情地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在简单地询问了一下我们的经历后，又接着说，‘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
*、朱德当时如此重视这批无线电技术人员，正是考虑到在红军部队中创建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是在此次龙岗战役中，红军缴获了第一部无线电台，但由于红军战士不懂它的用途，而把这部电台的发报机部分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部分还可以用，从一部电台变成了“半部”电台。这件事情反映到*那里，他觉得非常可惜，当即指示：各部队打扫战场时必须十分重视装备和器材，对于不懂的东西不得自行拆毁，必须妥送总部。
不久，在追歼*谭道源部的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15瓦的电台和部分无线电器材。通过这两次缴获所得和技术人员的努力，红军有了“一部半电台”的器材装备，即一部发报机、两部收讯机和两套电源。虽然还不能建立起无线电通信，但可以抄收电讯供红军领导同志参考。*曾高兴地对王诤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报纸的报纸啊!”
1931年5月，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的指挥电台，功率为100瓦。通过这部电台，*苏区与上海党*建立了无线电联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红中社成立并开始对外播发新闻，当时使用的也正是这部电台。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主席。红色中华社首任主笔由*执行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兼任。他与*相识很早，曾协助*创办*农*动讲习所。红中社初创时期负责日常编辑工作的王观澜曾回忆：“*同志从开始就很关心红色中华社的工作，他很信任周以栗同志，通过周以栗来领导报社工作。”当时红军电台抄收到的中外通讯社新闻电讯每天一大卷都送到红中社来，编印成“参考消息”供有关部门和领导参阅。*十分关心国内外时局发展情况，他常到红中社查看新收到的无线电电讯稿，并指导工作。曾任红中社编辑的李伯钊回忆，*对红中社工作常亲自过问，他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对工作要求很严格。“一天清晨，我打扫完《红色中华》编辑室，*身着灰布棉军大衣，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向我要*统治区的明码电报看。”
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机关报，《红色中华》多次刊登以*等名义发表的声明、宣言、通电等。由*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临时**《对日作战宣言》，刊于1932年4月2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红色中华》报也曾刊载过*撰写的一些署名文章，如1933年7月29*登的《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等。此外，《红色中华》还曾先后于1934年4月28日、1934年8月1日和1935年11月25*载过*就关乎时局发展的重要事件对红中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这是*利用党报和通讯社发表谈话的较早史料，对于进一步研究*新闻思想和实践具有相当珍贵的价值。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这一声明发表后，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应。4月28日，《红色中华》以约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红色中华社记者采访中华苏维埃***主席*就此事发表的谈话，标题为《*同志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在这篇谈话中分别剖析了日本发表声明书的企图和用心，揭露了国际帝国主义列强、*发言人对日本声明书的回应及其本质，并清楚表明了苏维埃**对于此事件的态度，指出“苏维埃**代表全国人民与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国的企图。”*的这篇谈话还曾经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并在海外刊载。据查，1935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苏维埃中国》第二集上，曾以《*同志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为题刊载了此稿，其中有一处缺少两句，编者在括号中插注说：“此地缺少两句，因无线电播音不清。”文末注明来源为“红中社”。
1934年7月，苏维埃**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了一支抗日先遣队，准备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8月1日，《红色中华》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题为《*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文章。这是*7月31日接受红色中华社记者访问时发表的谈话。这篇谈话揭露了*不顾民族危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举进攻苏区，阻挠红军北上抗日的事实，表达了红军将士彻底粉碎*“围剿”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1935年11月25日，红中社在陕北瓦窑堡恢复因长征而中断的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亦于同日复刊。在《红色中华》复刊号第二版上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中华苏维埃***主席*对红中社记者发表的谈话，题为《*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的这篇谈话主要内容，是驳斥蒋介石在1935年11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对外方针的演说，分别从“蒋介石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蒋介石以为亡国灭种是中国人民自己不好”“蒋介石要全中国人民做日本帝国主义的恭顺奴隶”与“蒋介石要卖国到底”4个方面揭露蒋介石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做辩护。
《红色中华》上刊载的这3篇*对红中社记者的谈话，主要是以抗日反蒋为主题的，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基本战略思想。这3篇文章已先后被选入《*军事文集》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书。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对红中社记者发表的关于时局的谈话还不仅止于以上讲到的3篇。1936年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曾刊登《中国苏维埃*主席*和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王稼穑最近谈话》，编者按语中指明是经由广播无线电发表的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另据《*年谱》记载，1936年6月8日，*对红中社记者发表了关于西南“两广”事变的谈话。但后面这两篇谈话都未见刊于《红色中华》。
*对红中社工作的关心还体现在其他一些具体的方面。据史料记载，1936年底至1937年1月中旬，《红色中华》报曾经使用*题写的报头。另据廖承志、向仲华等同志的回忆，红中社在陕北和改名新华社后的一段时间，*经常在夜里过来查看新收到的国内外消息。
(作者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室副主任）
4、地理位置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叶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