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
甘惜分(1916～2016)，男，四川邻水人，1916年4月17日出生，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新闻教育家、新中国新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新中国舆论学理论研究和舆情调查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他把一生献给了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他曾培养新中国第一届新闻理论专业硕士，主编我国第一部大型新闻学辞书。2015年，他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6年1月8日22时5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1、人物生平
甘惜分
1949年重庆解放后，他又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
1954年，甘惜分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之后随此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从新闻记者转型投入新闻教育和研究，先后成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硕士生导师、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并于1980年创办了《新闻学论集》并任主编。
40年来，甘惜分一直孜孜以求从事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撰写了《新闻理论基础》《新闻原理纲要》《新闻论争三十年》等多部著作。
2、人物荣誉
曾获中国传媒大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北京邹韬奋园丁奖。他曾培养新中国第一届新闻理论专业硕士，主编我国第一部大型新闻学辞书。2015年，他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5年12月，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为甘惜分教授颁发了“中国舆论学研究终身成就奖”。
3、学术著作
甘惜分著作中，影响深远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阐述新闻传播规律及新闻事业的专著。一经出版随即轰动，共印刷20万册，成为大学新闻学理论的入门课本。
1993年，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详细、全面的新闻学辞书。
4、革命经历
1916年，甘惜分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的一个穷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年仅16岁的他就不得已辍学，成为一名乡村小学的普通教员。
年轻的甘惜分求知若渴。为了与先进思想保持同步，他倾尽微薄的工资，多方订阅来自上海的进步读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与甘惜分邂逅，并在这个历经苦难的年轻人心底触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还在山沟里时，我就已经从上海的进步书报里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上海都是些进步知识分子，比如说李公朴等人。”
如果说进步书报为甘惜分提供了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启蒙，那么两位重要人物的引导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人生选择。其一便是甘的表哥、知名*人熊寿祺，彼时已投身革命多年的他，经常以通信的方式教甘惜分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位便是甘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这位初中毕业后便去上海读书的伙伴，不仅与甘惜分志趣相投，而且也通过书信拓宽了好友的革命视野。
甘惜分
“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形势风云突变，华北国土之内竟容不下一张书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在成都，正碰上‘一二·九’运动，我和熊复都参加了。每次回来，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思想不断提高：家国亡矣!非革命不可!”
然而，那个年代，邻水县还远远算不上是进步青年的理想国。“那个时候连读马克思主义都是很困难的，而且可以说是‘犯规’的。别人会想，‘哟!这个人在看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就会向上级报告。所以学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偷偷读。”谈起读“禁书”面临的重重风险，甘惜分却格外淡然，甚至连讲述的语调都充满了轻松调侃。
“我到延安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进一步的思想提升，在熊复的邀请下，甘惜分欣然赴约，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旅程。
1938年，甘惜分抵达延安，先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后很快转到*马列学院，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专门攻读马列经典著作。
在甘惜分心中，延安是一个由真理和真知搭建起来的圣殿——
“我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了解是从延安开始。过去在四川的时候，上海出版的报刊有真有假，编译都是二手货，不一定可靠，但到了延安就不同了，我们认真读原著，像《*宣言》《*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资本论》等，这些书都是经典著作。”
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延安也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真正起点。
1939年夏，党*把多所学校移往敌后抗日根据地，甘惜分奉命跟抗大一起转移。当时适逢贺龙率领的一二〇师请求抗大派人提高*的政治素养。就这样，年仅23岁的甘惜分，开始以思想为枪，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政治教员。
在一二〇师的高级*研究班里，甘惜分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侃侃而谈，为教学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
1940年，由于战略需要，一二〇师紧急从河北赶回晋西北，甘惜分也随之在晋绥军区安家，此后历任*晋西地方党校教员、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1943年，甘惜分奉命到塞北军区检查工作，不料遭日寇偷袭，不幸被俘。为了保护随身携带的机密材料，他紧急将文件包埋入地下，即便被日寇严刑拷打，也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党的机密得以保护。
四个月后，甘惜分抓住机会成功逃脱。死里逃生看似是命运的眷顾，然而要捱过这里边的每一关，无一不需要坚定信仰的支撑。
“一生当中，我的第一个转折就是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大胆地走向了延安，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就没有我这一生，我这一生中第一步跨对了，日后艰苦自学，才能有成。”
5、新闻经历
从延安到山西，甘惜分对革命的理解逐渐深入，而他的命运也在而立之年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我先在《晋绥日报》，然后在新华社晋绥分社，慢慢学做记者。”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他一步步参与进一线的新闻实践。
甘惜分
实际上，当记者，可以说是甘惜分很久远的一个愿望——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像邹韬奋那样，做一个能带给人巨大鼓舞的新闻记者。
在晋绥边区，这个梦想成功地照进现实。
1945年，为顺应国内外局势变化，甘惜分被调动到司令部，负责每天撰写军情报告送到新华社，在前线供稿，这就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发端。
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和谈期间，甘惜分跟随军代表前往大同采访。初入新华社不久的他为了获得新闻线索，冒着被特务发现的危险行走街市，观察各方动向。
“在大同我看见日本鬼子，穿着军装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我一看就生气了，日本鬼子不是投降了吗，还这么神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甘惜分回忆起这个令他义愤填膺的片段，“这件事让我觉得，新闻不一定要采访什么人物，有时候，就是用眼睛看一看，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啊，就会发现新闻。”回到后方以后，甘惜分完成《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尴尬的嘴脸》等通讯，引起广泛重视。就这样，通过在一线工作中培养起的专业嗅觉，他慢慢建立起一套实践中总结出的新闻方法论。
当时，*绥蒙区党委要创办一份《绥蒙日报》，甘惜分奉命调至此处，成为《绥蒙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又在农村，以一人之力，操办《今日新闻》小报，“每天就用一个小耳机听新华电台的新闻，把它们誊抄下来，贴在村口路边的墙上”。
1947年，甘惜分进入新华社晋绥总分社担任领导，感动几代人的刘胡兰烈士事迹，就是在这个阶段经甘惜分之手亲自修改、编发的。
短短两年间，甘惜分从一个新闻“门外汉”成长为采编一线的“顶梁柱”。回顾这段生涯，他认为，成长的关键在于“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
对于那个年代的前线新闻工作，甘惜分有自己独到的感触——
“老实说，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无论是《晋绥日报》还是新华社晋绥分社，有些同志由于没读过马列著作，对工人生活的了解、对工人社会的了解，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就想，幸好我读过《资本论》，这些书不容易读的咧!因为当时我们的环境是农村环境，不是资产阶级环境，我们接触的也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对于了解这些关系很不利。”
1949年，甘惜分应*要求前往重庆，担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我自己是采编主任，但我还是经常到基层去采访，当时我们刚把*赶走，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人民的残忍呐，无情呐……我在重庆这段了解了很多情况，也在《新华日报》上发了不少消息。”
任职期间，甘惜分不仅报道了蒋介石逃离重庆时下令*政治犯的*，还报道了成渝铁路从动工到通车的全过程，更见证了新中国工业由弱变强的崛起之路。
回首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这段历史，甘惜分无限感慨——
“全部解放后，我们进了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地方工厂有很多，不过这时的工厂都是国营企业，资产阶级的大工业都改成国营的了，完全的私营企业都很少了，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了解了更多工人阶级的劳动。”“101钢铁厂是重庆最大的钢铁厂，我在这里面采访了很多次，了解了一些工人阶级的情况，也感觉到钢铁工业是国家最基础的工业，一个国家连大工业都没有是强大不起来的。”
“没有摸爬滚打不行哦，哪一门学问都是摸爬滚打出来的。”从一名政治教员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甘惜分在新闻之路上的成长与探索，的确离不开“摸爬滚打”。而这数十年的实践和摸索，也为他日后的理论思想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6、理论人生
1954年，38岁的甘惜分离开了一线新闻岗位，奉调先后到北大和人大，为*新闻教育事业奉献才华，主要讲授新闻理论。“五十五年我都在大学教书，不会纵横捭阖，不会上下其手，只会钻书本，但我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我是一个读书严谨、务求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甘惜分这犀利的黑色幽默，分明也是对自己率真性格最真实的写照。
1982年，甘惜分与方汉奇应邀到东北教学。
“我1954年到北大(教授新闻理论)，当时新闻系什么都没有……我就慢慢地，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摸索。”阅读马列经典著作长大、革命前线采写经验丰富的甘惜分，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汲取精华，他甚至给自己立了一个志向，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追求、发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
“新闻阶级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对人民负责”“对真实负责”……凭着不服输的劲头，甘惜分按往日的经验，在学术圈子中摸爬滚打。
然而，在那个运动频繁、斗争混乱、意识复杂的年代，新闻学学科草创，种种问题尚未定论，许多概念、许多思想、许多观点不免发生激战，尤其当政治大潮裹挟了学术研究汹汹而来时，甘惜分仍始终捍卫着心中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甘惜分
“这个老兄年纪比我大一点，他没有到过延安，一直在上海，对上海小资产阶级懂得多一点，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了解很少，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我是在延安长大，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就是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王中并没有抓到资本主义的实质。”回顾往昔的论争，甘惜分细致地解释了自己批判王中教授的原因，声音中充满了平静与坚定。
说者无意，然而在激烈的政治浪潮中，原本正常的学术论争很容易被上纲上线，对王中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成为甘惜分心中难以磨灭的心结。“讲老实话，我觉得我当时批判他并没有错，只是态度太尖锐了，这是我应当做的检讨。”
然而谁能想到，时过境迁，仅仅过了两三年，当年的批判者却受到了更猛烈的冲击，这一方面让甘惜分意识到自己当年的冲动和莽撞，另一方面，直率和敢言的性格，也推动着他奋起反击捍卫真理。
1960年，全国“反右”斗争扩大化，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在批判附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言行，在紧张的斗争局势下，上上下下人人自危。5月，部分激进分子从系里教师的讲义中硬扯出800多条可疑字句加以批判。
然而，在甘惜分看来，这些人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甚至无知到把对的马克思主义语句当成了修正主义。出于对这种“左派幼稚病”的反感，他向那些批判者发起了义正词严的批评，这也招致了对方更为猛烈的回击。
极“左”者给甘惜分扣上了“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右派”的帽子。在对极“左”者作出反击的过程中，甘惜分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武器，充分展现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学者风范。
当极“左”者揪住其“报纸是读者观察生活的学校”的观点，污蔑甘惜分鼓吹旁观时，他不卑不亢，马上拿出《列宁全集》回击，指出列宁论辩证法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
时隔多年，谈起这段经历，甘惜分依旧傲骨铮铮——
“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没读过什么书。我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到马列学院学习多年，还给部级高级*讲过课，又在新华社待了十年，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比他们多得多。我引经据典和他们争辩，结果，辩来辩去，他们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们。”
终于，直到1961年，在中宣部的调查下，甘惜分的观点被肯定，极“左”者的嚣张气焰也偃旗息鼓。在全国都在“反右倾”的局势下，他却勇敢跳出来“反左”，并且获得了胜利，此间的胆量与智慧，实非常人所能及。
采访中，甘惜分多次掷地有声地强调：“我信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种种争论给自己带来的纷扰，甘惜分举重若轻，“我就是这样接受命运的安排自投罗网，闯进这个‘无学之学’的圈子里面来研究新闻学的”，与他人的争论，也只是为了探讨新闻这门科学的规律。
正像甘惜分在《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中诙谐的自嘲那般，几十年来种种遭遇，无非是“被卷进漩涡，呛了几口水，眼见几家欢乐几家愁，自己也成了一只落汤鸡，又打而不倒，死而复生，生就一副犟脾气，继续自己的追求”。
甘惜分说，他甘愿做真理之神的马前卒，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恰恰就是这位新闻理论大家最坚定的精神皈依。
7、教育经历
甘惜分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并在学校指导开设了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舆论学原理等课程。作为师长，甘惜分数十年来桃李满园，童兵、郑保卫、喻国明、刘建明等一批弟子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成为了中国新闻界新一代领军人物。2009年，甘惜分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
挺过了“反右倾”浪潮，1968年到1978年，甘惜分又遭遇了十年浩劫，对于此间种种心酸与委屈，他鲜少提及，他甚至认为这些苦痛无足挂齿，因为“这些往事，好多人都能背诵一大篇”。然而，在政治运动中浪费的精力和虚掷的光阴，却成为老人心中长久的遗憾。
2015年8月31日，甘惜分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而实际上，不论是在下放劳动中，还是在派系论争中，甘惜分都没有停止过对新闻学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只想大事，不想小事”的豁达性格，不仅让他在艰苦的环境里释怀了个人苦难，还让他的思想在更广阔的天空里翱翔。
甘惜分在一篇自述中感叹——“我有约100个笔记本，记下看到的、想到的事物和思想，以便随时运用。我这人很笨，记性也不好，只有笨鸟先飞，下些笨功夫。从1954年到1980年，这26年中大多在政治运动中瞎折腾。人的一生有几个26年!到了老年才进入角色，悔之晚矣!但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我必须站出来!”
1980年，64岁的甘惜分果然“站出来”做了一件惊天之举——他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挥汗如雨，夜以继日，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新闻理论基础》的初稿!
在这本书的基础上，1986年，甘惜分又创作了《新闻学原理纲要》，不但进一步证明“新闻有学”，而且借此重构了自己数十年来对新闻工作规律的理论认识。
“这两本书都是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新闻怎么看待的问题。”甘惜分向记者讲述这两本书的意义——
“1954年我到北大新闻专业讲课，在我之前没有教材，我就是中国新闻理论教材的创造者，所以他们叫我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者。奠基者、先驱者、先行者，这都可以说，我是在前面带路，发表了一些意见和观点，但是我没有说完成了，我是打了个基础，不要夸的太过分了。”
此外，1986年，甘惜分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1988年，其论文集《新闻论争三十年》出版。1996年，80岁高龄的他又在学生们的建议下，将自己的学术与心路历程铺陈于纸上，完成《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
“从1954年到大学当教授都几十年了，我觉得我的理论从基本原理来讲是对的，当然是不是很周到，我也在不断修改，使我的理论更加周到，更加完美。”
于是我们看到，在学术生涯的后半段，为了完成对前半生理论成果的修订，甘惜分的思维方式日渐向更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新闻理论思想越来越向广大人民群众靠拢，甚至无惧于“在刀尖上跳舞”，论说他人不敢言之言。“打破报纸的舆论禁区”“新闻三环理论”“新闻三角理论”“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论”“多声一向论”……这些理论的提出，为新时代的媒介学人和工作者提供了切中时弊的指导。
而其在学术道路上的披荆斩棘，则愈发印证了甘惜分反复提及的那个成语——认识真理是逐步的发展过程，在求知的进程中，任何一门学问都是“摸爬滚打”而来。
甘惜分
喻国明回忆：“甘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不敢和老师争论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超过老师的学生，也不是好学生。”这种另类的激励法，或许更表达了一位学术“大家”的气度和胸怀。
一个偶然机会，笔者了解到，甘惜分的这群优秀门生，正在筹备一项马克思主义新闻研究基金的项目，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这一学科在中国进一步发扬光大。
然而，当被问起当下的进展时，甘惜分却少有地面露难色：“这可难说，我是反对他们的，因为要把我搞得像个创始人，我可不干这种事，自卖自夸，多不好。咱们呐，还是做些具体工作，不要夸大自己。”短短的话语里，还是那份率真和坦诚，让人不禁赞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甘惜分说，他“愿意做一个终生求索的学生，不求名，不为利，只图为人民事业做一点小小的工作而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的通融与倔强、无畏与谨慎、愚拙与智慧，都让这恍如云烟般消逝的岁月变得充盈饱满。
采访的最后，被问起甘惜分对“当今新闻教育中欠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观点的看法。他认真地给出了回答：“不能说是教育中有欠缺，而是我们自己没有达到。很多搞新闻的人自己懂得马克思主义吗?不懂。”